前言
最近读了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感触良多，做一下记录，同时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近代中国的时间段
什么时间段上算是中国近代史呢？从小学课本里我们学到的是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一段历史。而徐的《中国近代史》是从1600讲到现在的，因为从明清两代的交接时期来讲，更能够了解整个历史。本书从明清交界时期一直讲到改革开放，涵盖了近代的绝大部分历史，不可不说是非常详尽的。
一、传统制度的延续1600—1800年
其实从明朝的衰落以及清朝的建立，和以往中国的朝代更迭是一样的，结合了满洲人的入侵以及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加上明朝自身的内部原因，就被清朝取代了。而清朝经历了康乾盛世，无疑成为了地球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可是在乾隆之后逐渐由盛转衰，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 行政无能：国家的体制太依靠皇帝是否优秀，因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等等都掌握在皇帝一人手里，所以皇帝优秀不优秀决定了国家怎么样。而且在清朝的后期，大部分臣子都不敢提出新的意见，也不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对普通官员来说，最慎重的做法是尽可能少地承担责任——多注意在形式上遵守成文的章程，少去做那些利君惠民的事情。
- 腐败普遍：文武百宫中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和非法众敛的情形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几乎是无处不有。
- 满人和旗人堕落：他们不仅不能履行保卫王朝的职责，甚至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而且是数量极多的寄生虫。
- 财政窘迫：毫无节制的军事开支，加上官场中的贿赂腐败，耗干了国库，导致银价持续上涨。
- 人口压力：人口的增长远远快于耕地的增长，引起了生活水平的下降。
- 士人失责：受频繁的文字狱之威胁，学者们避开了政治而试图在古书堆中寻求庇护，造成学问与现实脱节。
再加上晚期频繁的会党起义以及面对西方的推进中国还固执的坚守自己的封贡体系，再加上天朝上国的心态，忽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错过了现代化的机会，造成了中国的逐渐衰落。
二、外患内乱1800-1864年
鸦片战争开始了外患
为什么广州很多西洋建筑呢？是因为广州曾经是清朝唯一的口岸。在这个口岸上与外国人进行了大量的交易，一开始中国方有大量的贸易顺差，但自从鸦片输入中国后，顺差就演变成了逆差。中国人反对鸦片的输入，但英国人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利益，于是就发生了鸦片战争。
但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更为深刻的是以下几个概念的冲突：
- 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相容
- 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
- 中国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
鸦片战争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鸦片战争割让了香港，香港可以利用这个基地继续对中国进行扩张。
- 开放5个口岸把外国的影响从广州扩展到了整个中国东部沿海。
- 损失的三种主权（核定关税、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 在军事上，允许国外军舰停泊在5个口岸（此项让步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的其它开放口岸），使得外国战舰可以合法航行在中国内陆的水道，暴露了中国的腹地。
- 在经济上，核定关税使中国无法用保护性关税来保护本国商品，导致国内商品无法竞争过国外商品，大批手工业者倒闭，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和叛乱。
- 在社会上，持续的鸦片交易加剧了鸦片的危害。而5个口岸贸易的增加，新增了一个买办的阶级。
- 在外交上，中国与西方海权国家建立了官方关系。
随后中国就被发现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软柿子，加上广州政府的强硬态度，发生了亚罗战争，与英、法、俄、美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大致内容包括：开放十个新口岸、外国人持领事颁发的护照并经中国官宪的副署即可在中国境内各处游历、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厘金不得超过其价值的2.5％、赔偿英国400万两，赔偿法国200万两、无论旧教还是新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全境有行动自由。
然后到了1859，英国准备换约，又在哪里换约的问题起了争执，于是英法联军进攻了北京，还发生了火烧圆明园的，清政府也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内容如下：
该约一劳永逸地为英国获得了在中国京城长驻外交代表的权利；赔款增加到各付英国和法国800万两；天津对外国商务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此外，英国获得了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而法国则确保了天主教传教士有权在中国内地购置地产。
而俄国作为调停方也获得了《中俄北京条约》，内容如下：
俄国获得了乌苏里江以东新割让的领土，使它根据1858年《瑷珲条约》获得的权益得以合法化。他们不费一兵一弹就获得了约30到4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还附带大量的商务特权。此外，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俄国也同样享有中英和中法条约的利益。
内忧
然后不仅是外国的侵略，国内也不能让清政府安心，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捻军叛乱（1851~1868）、云南回民叛乱（1855~1873）、西北回民叛乱（1862~1878），这些叛乱的原因如下：
- 康雍乾三朝的一百五十年和平与繁荣，已促使了人口的迅猛增长，但可耕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导致农民生活苦不堪言，一部分农民加入了叛军。
- 鸦片战争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 旗人早已颓废不堪，绿营兵也丧失了斗志。
- 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发生了许多自然灾害，赈济的大笔资金在发放时就被贪污掉了。
这些叛乱不仅对清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同时也促成了以下的变化：
- 政治上，它促使政府的权力从满洲人转到了汉人。湘军和淮军的官佐因功而擢升至重要职位，从前由满人占据的重要督抚位置，现在落入了汉人之手。
- 在太平天国之后，中央政府发现有必要与外省大员磋商国事，听取他们的意见。
- 军事上，湘军和淮军是私家军队的先导者，而私家军队乃是此后军阀的典型特征。
- 太平天国的经历还激烈了后来的革命者，孙中山也受到了激励，12岁时就立志做洪秀全第二。
三、外国帝国主义加剧时期的自强运动1861—1895年
同治中兴与自强运动
面对着内忧外患，清政府决定革新，于是出现了同治中兴。同治中兴主要的改革方面如下：
- 减免或降低了农村的赋税，发放粮种和农具以帮助恢复农业。
- 私塾和私家书楼重新开放。
- 科举考试再度举行。
- 严厉地整肃纲纪，严惩贪污腐败。
- 在对外事务中，弹精竭虑地保持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虽然同治中兴虽然暂时制止了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因为他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对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全然没有触及。
随着咸丰帝的驾崩，他死前命令他的宠臣和亲信怡亲王、郑亲王和协办大学士肃顺拟了一份遗诏，任命他们自己和另外五位大员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但发生了辛酉政变，肃顺被斩首，另外那五位摄政解职。在这场政变中获胜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联合执政，导致了慈禧太后半个世纪的对中国朝政的把持。
起初清政府在恭亲王的把持下进行改革，设立了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物、开展现代化项目）、通商大臣（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管理贸易）、同文馆（施行西式教育）、海关（征收海关关税），引进了国际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展了自强运动，打造了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江南制造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金陵机器制造局1867，轮船招商局1872，北洋水师1888），打造了不少枪炮和船舰。但是，李鸿章对船炮的过度专注和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及文化的相对漠视，限制了自强运动的范围。
自强运动只代表了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尝试，其活动的范围局限于火器、船舰、机器、通讯、开矿和轻工业，而没有开展任何仿效西方制度、哲学、艺术和文化的尝试。而且各省督抚直接缺乏协调，各搞各的。眼界也十分狭窄.他们从未梦想要把中国锻造成一个新式国家，事实上，他们竭力地巩固而非取代现存的秩序，而且全然没有经济发展、工业革命和现代变革的概念。加上当时的资源匮乏，巨额的军费开支和赔款，也吸走了大量本来可用于自强的资金，李鸿章还得拿军费去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同时，那时的中国主流观念十分鄙视洋务，贤能正直之人通常对洋务避之惟恐不及，只有一些品格低下者愿意涉足现代化规划，导致了腐败和不正之风。
自强运动虽然有其种种缺点，但却标志着工业化的开始，并在中国播下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种子，它具有许多深远的影响：
- 大多数制造局、船政局、机器局、学堂和新派企业都开办在条约口岸和沿海及长江沿岸的城市，在那里最有可能获取洋人的帮助；这些事物有助于上海、南京、天津、福州、广州和汉口等大都市的发展。
- 周围农业地区的务农人口被吸引到这些都市中成为产业工人或劳工，促使了这些城市的规模飞速膨胀，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工人阶级。
- 这些新型的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型的职业人士如工程师、经理和实业家，而那些出洋留学的人士归国后，也成为陆军、海军、学堂和外交机构中的领头人，他们促使了中国新的管理和实业阶层之诞生。
对外运动与宫廷政治1861~1880
自强运动的同时，清政府也尝试派遣了第一个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前往欧洲修约，并取得了成功。然后的马嘉理案也派遣了中国第一个在国外的常驻使团。
再说回慈禧太后吧，从1861年至1908年，慈禧太后统治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权倾一时。从根本上讲，她是个狭隘、自私的女人，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理会对王朝和国家的影响。她必须对未能振兴王朝、创新国家负很大责任。
她通过惩治恭亲王掌握了大权，同时控制王位继承，她的儿子同治皇帝开始亲政，由于讨厌母后干政，他突发奇想要重建圆明园作为慈禧归政之后的居住地。但由于涉及丑闻事件，建设工程被迫停止。由于慈禧的过分压制导致其终日流连于烟花之地寻求放纵，在期间感染了梅毒，于1875年1月12日驾崩，时年19岁。同治驾崩后慈禧为了继续掌权，她选择了外甥载湉，她妹妹和醇亲王的儿子，年仅4岁。皇位在同一代人之间传承，违背王朝的继承法，然而没有人敢挑战她。
但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违反朝纲祖规，掌握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权力颠峰稳居这么长的时间呢？答案可能部分地在于她炉火纯青的权术伎俩，主要有三个策略：
- 尽管她本人违背朝规祖制，但她强迫所有其它的满洲人严格遵守。她以帝室宗法严厉约束帝室成员，毫不留情地将违反者送到宗人府惩罚。她对他们待之以残酷，施之以恐怖，使他们对其唯唯诺诺，俯首帖耳。
- 对汉族官员，她强调儒家君君臣臣和以孝为本的重要性。她的意思很清楚：假如两个儿皇帝对我言听计从，敬我毫厘不爽，那么你们官员更应尊敬我。
- 她充分认识到满洲人的腐化和堕落，便依赖汉族的得力干将，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了保护她自己的地位，她以高官厚禄迁就他们，但暗中又纵容保守派攻击他们，以作牵制。
外国侵占蚕食中国
在慈禧权倾一时的时候，外国列强也开始了对中国的瓜分。1871~1874年日本侵略了台湾，1871~1881年俄国侵占了伊犁，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法国侵占安南。最悲催的是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不仅让中国失去了朝鲜这一忠诚的朝贡国，同时还签订了《马关条约》，内容如下：
- 清政府承认朝鲜国独立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
- 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
- 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
- 开放重庆、苏州、杭州和沙市为商埠；
-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开设工厂，从事工业和各种制造业；
而且这次战败暴露了满清王朝的腐化与无能，也招来了列强争相在华割占土地，导致了一片割地狂潮。
- 德国人利用两名德国传教士于1897年7月11日在山东被杀害的事件，占领了胶州湾，并迫使中国政府将其出租给德国，租期99年。
- 1898年3月，沙俄迫使中国签约，攫取了租借旅顺与大连25年的权利。
- 英国租借了威海卫，为期25年。租借了展拓的九龙新界，为期99年。
- 法国以99年为期租借了广州湾，并在云南与两广建立了它的势力范围。
还好这时美国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在宣布这项政策后，瓜分中国的趋势确实缓和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列强响应了美国的呼吁，而是因为它们害怕互相之间会发生对抗与冲突。由此而形成的均势，挽救了清帝国，使其免遭立即覆亡的命运。
四、改革与革命1898—1912年
1898年的维新运动
由于列强的持续蚕食中国，加上传教士的影响，清政府的领导人意思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差距，于是决定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改革中的派别主要有以下两派：
- 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和位高权重的帝师、户部尚书（1886-1898年）翁同龢，这两人都提倡以『中体西用』的方式，进行一场以有限行政改组为基础的保守改革。他们不提倡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教化。只是采用了外国的装置和器械。
- 激进势力由理想主义思想家康有为领导，他鼓吹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模式，进行一场剧烈的制度性变革。
康有为通过翁同龢的引荐成功获得了光绪帝的倾心，成了一场激进变法的领导者，他设想以君主立宪制来取代老化的『儒家王朝』的体制：
- 革新科举制度和法律规范；
- 设立政府制度局和创设十二个新局来取代无用的军机处、六部和其它现有的机构；
- 设立各级民政局和地区分局，作为地方自治的初步形式；
- 在北京设立议院；
- 设立国会；
- 采用宪法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
康在光绪帝的支持下于1898推动了百日维新，变法法令如下：
壹、教育
- 废八股改试策论（1898年6月23日）。
- 设立京师大学堂（6月11日，8月9日）。
- 各省设立新式学堂，致力于中学和西学的研究。各省会的书院改为学院，府州县学改为中学堂，乡学改为小学堂（7月10日）。
- 设立编译学堂（8月6日）。
- 创办京师大学堂附属医学堂（9月8日）。
- 出版官办报纸（7月26日）。
- 举行政治经济特科考试（7月13日）。
贰、行政管理
- 裁撤冗员和不必要的机构（a.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膻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b.湖北、广东和云南巡抚；c.东河河道总督，漕运屯卫和盐运使（8月30日）；）
- 任用政府中的进步人士（9月5日）。
- 涤荡拖延陋习，并且删改旧例，另定新则，提高行政效率（6月26日）。
- 士民上书言事，不许稍有阻隔（9月11日）。
- 允许满人经营四民之业（9月14日）。
叁、工业
- 建设铁路（6月25日）。
- 发展农工商（6月20日）。
- 奖励发明（7月5日）。
- 美化京师（9月5日）。
肆、其它
- 高级官员游历外国（6月12日）。
- 保护传教士（6月12日）。
- 改进和简化法规（7月29日）。
- 筹备预算（9月16日）。
虽然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全力推行改革计划，但却受到大多数中央和省级高级官员的抵制。而且随着变法的推进，变法成了皇帝和皇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由于维新派错信了袁世凯，袁世凯进行了告密。9月21日，慈禧 突袭帝宫，截取了所有的变法文件。就在那一天，她公开地宣布皇帝疾病缠身，她不得不接管执政。大多数的变法措施被推翻。
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如下几个：
- 维新派缺乏经验。康有为，他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实践的政治家。他忽略了国家的真正权力是在太后这一明显的事实。而且他急于求成，毫不考虑变法对其它人的影响。他天真地相信在皇帝的支持下，能克服一切困难。
- 慈禧的权势。她经验丰富及地位牢固，一小撮缺乏经验的改革派人士动摇不了她。
- 保守派的反对。康才智的发挥为他赢得今文学派支持者的巨大声誉时，也疏远了一大批温和而谨慎的学者。
变法造成的影响如下：
- 它证明从上而下的进步改革是不可能的。
- 在皇太后和重返政坛的顽固保守派的控制下，宫廷根本不具备领导能力。
- 越来越多的汉人感到，他们的前途在于彻底地推翻满人的王朝，这样的事业无法通过和平的变革实现；只有来自下层的流血革命才有可能实现。
- 政变翻转了整个权力结构，削弱了汉人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势力，反动的满人重新占据了要职。
义和团事件1900年
百日维新之后，发生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本来是白莲教相联系的八卦教的一个分支，是一个反朝廷的秘密团体。但之后他们出现了排外色彩，于是官府1899年时给他们改名为义和团——『正义与和谐的民兵』。清政府意图通过义和团的力量来打击外国军队，于是1900年6月18日，清廷宣布与各国断绝外交关系。6月21日向列强宣战。
但各省的督抚不认同中央的做法，于是一致拒绝承认宣战的有效性，坚持认为它是一个乱命、未经皇室适当授权的非法召令。同时他们封锁了宣战声明的消息，和外国人达成了协定，他们将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并在他们的管辖区内镇压义和团；而外国列强不派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
各国军队组成了八国联军，7月底到达大沽，8月4日从天津向北京进发。他们很快地就击败中国，大获全胜。李鸿章受命料理局势，签订了辛丑条约。处死了部分要求对列强宣战的官员，并赔偿4.5亿两白银，分39年偿清（也就是到1940年），年息4％。
在此期间，俄国人以恢复满洲秩序和镇压『暴民』为借口，在1900年7月派出了二十万人的军队，他们经过三个月的军事行动，占领了整个满洲。
义和团事件造成了如下影响：
-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地位卑微可悲地一落千丈，跌入谷底。
- 《辛丑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包括这些内容：禁止进口武器、拆除大沽炮台和其它的炮台、规定外国部队在公使馆区驻扎、外国军队可以驻扎在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国内的许多地区暂停科举考试五年。
- 四亿五千万两白银（3.3亿美元）的赔款，加上其39年中每年按4％的利息，总数达982238150两，超过原先数目的两倍以上。
- 北京的外国公使从此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外交使团，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
- 在国际社会中，拳民的野蛮行径暴露出中国不文明的一面。
- 很多汉人目睹了满族政权毫无希望的领导能力后，转向了革命，革命成了国家的唯一希望。
清末新政和立宪派
慈禧太后为了挽救义和团的失败，发动了清末新政（1901~1905）。要求建立一个在中国和西方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目的是指出如何最好地革新现存的政府体制、行政程序、人民生活、教育方法、军事组织和财政制度。但这个新政只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她的内心还是深深的厌恶改革，所以下面的官员也只是做做样子，没有准备真正的改革。
梁启超在在日本组织『政闻社』来推动君主立宪制，同时发起了立宪运动（1905~1911）。该会会员显示出与清廷合作的兴趣，但曾于1898年背叛改革派的袁世凯拒绝与他们发生联系，痛恨康、梁的太后也是如此。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派也嘲笑梁及其同僚与反动朝廷调情。
晚清的思想、社会和经济变化
在晚清，士人们都坚信，在公共事务上他们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们大批的翻译国外的作品，其中严复和林纾是特别杰出的两位。日本代替英美成为思想的主要来源地，重点也从自然科学和科技工程转向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学。
同时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开始宣布从家庭中独立出来，并把儒家教导的各种人伦关系，斥之为过时和封建，家长的全能地位受到了挑战。在晚清和早期民国时代的新法典中，已承认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男女平等，妇女的财产继承权等等，家族社会的古老的司法基础瓦解了。旧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摇摇欲坠，国外进口产品便宜的经济困境给家庭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宗族和家庭不能再为那失业的、患病的、贫困的家庭成员提供帮助和慰藉。
这个时候兴起了两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分别是买办和军阀，一个属于新兴富豪阶层，承担了外商的贸易代理人或者经理人的功能。另一个属于新兴权力阶层，袁世凯及其同党，即北洋系，通过他们手中的军权，在政治舞台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沿海和条约口岸城市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的成长，也勾勒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
对清朝的评价
清代长达二百六十八年，是异族统治的最为长久的一个朝代。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从1650年的1.5亿增至1850年的4.3亿。它的疆域仅次于元代。他给我们的教训是：生存的关键，是在于对时代的挑战所作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响应的能力。下面讲讲为什么。
清朝的成功与失败
成功
清朝的满人领袖灵活地克服了满族的部落心态与组织，争取到汉人的合作并吸纳了明朝既存的体制。1644年清朝正式建立后，一批有远见而又能干的君主相继登位，康熙、雍正与乾隆颁行了英明且影响深远的政策，如下：
- 因为儒家制度有利于异族统治，所以保留了儒家制度。
- 在政府内同时任命满人和汉人，吸纳了汉人精英，减少了种族歧视，同时两派还能相互制衡。
- 发扬了理学，强调“忠”和“维持现状的观念”，利于社会稳定。
- 设置了宗人府，对满族贵族进行管理，权力更集中了。
- 禁止满族贵族发展省际的权力，预先遏制分离趋势。
- 禁止太监的提升，阻止官员间拉帮结派，限制外戚的影响。
- 一方面通过文字狱让汉人不敢乱说话，一方面通过科举给汉人出头的机会。
失败
清朝的失败有如下的原因：
- 人口增长超过了土地增长，导致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下降。导致农民生活贫苦。
- 军务废驰。旗人和绿营兵的衰落。
- 腐败与陋规在帝国官僚中广泛蔓延。
- 不能通过实行影响深远的变革，把中国迅速地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以充分对付西方的冲击。他们未能成功地开出一条革命以外的路，创造性地回应当时的挑战。阻碍中国前进的那些主要原因，看来正是那些限制新观念传播的因素：幅员辽阔、通讯落后、自给自足、缺乏借鉴国外的传统，以及知识界的保守姿态。
- 软弱的领导与不完善的体制。清朝的专制统治将权力集中于皇帝，这样皇帝的领导是否精力充沛就至关重要了。在晚清，大多数士人与官员都是『受益最大之流』，他们太醉心于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无意改变现存秩序。
- 满人对汉人的猜疑。满人沭于汉人的颠覆，汉人又惧于满人的妒忌，这阻止了双方的有效合作，而长远的改革计划也就不可能了。更甚于慈禧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话。
- 对西方挑战本质的无知。清代官员及士人大多生活在过去之中，沉溺于中国『文化主义』的梦幻世界之中。他们从过去寻求出路而非面向未来获取启示。
- 内忧外患与资本不足。国家一直为内乱外患、教案以及天灾所困扰，使得法律与秩序广泛崩溃，同时，政府的支出急剧上升。
- 外国的作用。外国认为中国应永久依赖西方。一个适度进步、繁荣而软弱的中国，依靠着外国提供的建议、友好、贸易与援助，将比一个完全独立、果断的中国更符合西方的利益。
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清朝晚期，有两大政治运动，分别是由康有为领导的1898年维新运动，这场运动进展成二十世纪初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另一个则是由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他主张彻底推翻满清王朝。
当清廷的努力被证明是敷衍了事和排斥汉人时，革命派在年轻知识分子、秘密会社，以及海外华人社团中获得了与日俱增的支持。孙中山设想了一场由全体中国人推进的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的革命：
- 推翻满清与帝制的民族革命
- 建立共和与民权的民主革命
- 平均地权并节制资本主义罪恶的民生革命
孙中山的青年在夏威夷与香港度过，他在这些地方所目睹的，以及这些地方与其故乡香山县之间的反差，在其年轻的心灵中烙下深深的印迹。他通过郑士良接触了会党，在兄长帮助下，在檀香山于1894年11月24日组织了兴中会。于1895年2月21日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并在各地设立支部。3月16日，兴中会着手动员三千人进攻广州城，以把它建成为革命基地，但是计划泄露了，革命党人失去军火，并有48人牺牲。在伦敦他被清政府诱捕至公使馆绑架，他逃脱了绑架并在国际上声名大噪。1897年，他形成了一种社会革命的观点，以补充其先前的民族与民主革命，这些成了他著名的三民主义的基础，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不仅要求推翻满州异族统治，也要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
民权主义：旨在实现人民的四大权利：创制权（由人民决定好法律，交给政府执行）、复决权（由人民决定修改或废除某个法律）、选举权与罢免权。以及政府的五大权力：行政、立法、司法、监察与考试。
民生主义：强调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必要性。
孙于1897年年中回到日本，在这里经过了一段艰难时期，后又去到美国，加入洪门组织，并被选为『洪棍』。之后于1905年成立了同盟会。如同一个近代的政党，同盟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中央组织，它为全国所有革命与进步力量提供了汇众点。孙中山为革命设计了一个详细的步骤：
- 在被革命军解放的地区，应有三年的军政时期。在此期间，军政府将在县级政权中控制军政与民政。
- 第二阶段为训政期，时间至多六年。在此期间将成立地方自治政府，由民众选举地方议会与官员。但是军政府仍将保持对中央政府的控制。一部暂时性的宪法将会明确军政府与民众的权力与义务。
- 当训政期结束后，军政府将会解散，而由一部新宪法来统治全国。
孙设想通过一个三段式的革命，以使国家走上宪政之路。
共和国的兴起
清政府于1911年春，拟将铁路干线国有化，而将其支线留给私人管理。5月9日，清廷正式将粤汉、川汉两路收归国有。四省的士绅与民众强烈抗议国有化政策与外资的入侵。他们在铁路上的投资虽然不足但毕竟数额巨大，因此组建『保路会』以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为控制四川省骚乱，清廷将部分湖北新军调往那里，这场调动使武昌要枢防守空虚，而这一时机也很快为革命党人所利用。
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工程营率先夺取了武昌的官方军火库，炮兵营也与工程营联合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总督与提督一同潜逃而去。新军起义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至中午时分，他们便完全控制了该城。由于没有真正的革命领袖在场（孙此时在海外，黄仍在上海），他们于是推举并不情愿就任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担任军政府大都督。武昌起义后，其它省份与重要城市迅速相继宣告独立：长沙于10月22日；云南于10月31日；上海于11月3日；浙江于11月5日；福建、广东于11月9日；四川于11月27日。在一个半月内，十五个省或者说三分之二的中国均已脱离清廷而独立。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国外处理外交上的问题。他成功地使英国政府保证，停止与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防止日本援助北京政府，并取消对他进入英国领土以及殖民地的禁令，以便能自由回国。同时他还得到四国银行团主席的许诺：只要列强承认革命政府，银行团便将与之进行贷款谈判。12月25日，孙返回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选为临时副总统，黄兴任陆军部长。新政府采取公历代替了阴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为共和国的纪元。
清帝退位
在军事失败与各省迅速独立的压力之下，摄政王屈从了袁的要求。1911年10月27日，授袁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海、陆军。袁出任总理大臣职务，组建了自己内阁，并派其心腹全面控制京师地区与禁卫军。此时他通知南京政府，如果他能出任大总统一职，他将诱使清帝逊位。1912年2月1日袁向公众公布了早已拟就的、由他这位总理大臣与全部阁员签署的一份清室通告，宣布清帝正式退位。
1912年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荐由袁继任，其前提是袁接受三项要求：
- 都城仍设在南京
- 袁赴南京就任临时总统
- 袁遵守即将由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
袁却无意离开他势力强大的北方，前去革命党势力强大的南方。他指使手下士兵发动骚乱，以证明他必须继续留在北京。于是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一天后，孙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宪法《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有如下的意义：
- 此时，中国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或任何王朝，而归属于全体民众，他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诉求，将政权从满族那里解放出来，将它扩大到所有中国人：汉人、满人、蒙古人、回人及西藏人。
-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1月1日共国和成立，其间仅共有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上其它任何伟大的革命中是罕有其匹的。
- 革命并不彻底，而且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后果。孙中山的多数追随者仅致力于推翻满人，建立共和国，而很少有人关注民主重建与解决民生这些更重要的任务。当帝国被推翻、民国成立之时，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他们非常渴望和平，因此不顾孙的反对，情愿同袁这种毫无原则的人进行妥协，而孙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更被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至于三民主义，他们完全抛弃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只接受了民族主义的部分内容，即反对满州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他们并未意识到在民国建立后，必须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抗争。他们也无视孙中山三阶段的革命方略，而只是乐于同遗老遗少合作，并优待废帝。孙对其政党的失望，正是他放弃临时大总统一职的一个主要原因。
袁世凯背叛共和
袁一旦当选临时大总统，便开始扭曲共和制度。为了掌握权力，他将首届内阁中，外交、内政、陆军与海军四个实权部长均由其亲信担任。同时用暗杀方式铲除了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当国会中的国民党成员提出弹劾政府时，袁与革命党之间便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缝。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罢免了江西、广东与安徽的国民党都督，其军队也集结待命，准备南下。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宣布独立。一个月内，又有六个省份相继宣布独立。这样，众所周知的『二次革命』开始了。
袁世凯废弃宪法及击败国会与反对党之后，他已取得了事实上的独裁地位。他将内阁制改为了总统制，希望能够称帝。为了防止列强的反对，袁同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与英俄签订协议，承认各自在西藏与内蒙的特殊利益与地位。1916年，是他新朝政的开始，此年讽刺地称为『洪宪』元年。他对共和的背叛及对帝位的无耻追求，超过了国人可以容忍的限度。这对批评他的人来说，是如此；对他的追随者来说，也是如此。旧部下的抛弃，加上羞愧难当、焦虑过度、悲痛欲绝，1916年6月6日，袁因尿毒症暴卒，时年56岁。复辟帝制的闹剧至此戛然而止了。
军阀割据时期1916-1927年
袁世凯这个强权人物的消失产生了离心力，令国家陷入杂乱无序的状态。军阀为了权力和自我扩张而互相攻战，毫无理智、逻辑与理性可言，造成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1916年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总理段祺瑞未经国会与总统的许可，便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17年5月14日对德宣战。他发动来自商、政、军界的约三千『公民』包围了国会，要求国会通过对德战争宣言。国会报复性地督促黎解除段的总理职务，5月23日，黎草率地解除了段的职务，却发现段在陕西、山西、浙江、山东、直隶、福建诸省的同党迅速宣布独立，他们并在天津组织了督军团，决定向北京进军。黎总统于绝望之际，只好求助于安徽督军张勋。
1917年6月7日，张率五千士兵进入北京，但他要求将解散国会作为调解黎、段争执的先决条件。张在康有为的支持及北洋头目冯与段的私下同意下，于7月1日重新拥戴末代清帝溥仪登基。段与曹感到被张勋愚弄，便纠集北洋军队反对张的两万辫子军，并于7月12日将之逐出北京，从而迅速结束了此次复辟运动。11月10日，段召集了临时国会，而非重开曾被黎元洪于6月12日解散的旧国会。南方的革命党人指责他违反了1912年《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又一次组织了一个军政府来开展护法运动。在充足的准备后，段开始着手打击南方军政府，派遣军队进湖南，以便对广州的革命党人施加压力。黎的继任者，总统冯国璋却主张和平解决国内分歧。于是二人此时的分歧使北洋集团一分为二。安徽段祺瑞集团称为皖系，直隶冯国璋集团称为直系。
冯的手下破坏段对护法军的进攻，这使段的军事计划失败，并于11月22日辞去总理一职。最后，直系因得到来自满洲并曾为土匪的张作霖所领导的奉天军队的支持而取胜。1922年4月，奉直之间亦爆发了战争。直系再次取胜，但是张仍能保持对满洲的控制，并独立于中央的统治。获胜的直系推黎元洪任总统，希望与广州政府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内统一。但此时直系内部发生分裂，吴佩孚领导下的洛阳系主张武力统一全国，并支持总统黎元洪。反对吴的天津、保定系支持曹锟出任总统。最终，总统黎元洪在极其屈辱的方式下被驱逐下台。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令自己成为总统，约五百名国会议员每人据称得到5000银元的赃款。公众信心一落千丈，民众深恶北方政治，唯一的希望便落在广州的革命党人身上。
1921年4月2日，共和政府正式成立，由孙中山任总统，与北京的军阀政权相对峙。1922年2月3日，孙着手准备北伐，继续开展护法运动。但因孙以前的支持者陈炯明于广州意外叛变而受挫，总统官邸遭到严重炮击。
在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之后，奉军便从满州向北京推进，引发了第二次直奉之战。当统领十七万军队的直军总司令开赴前方之时，其第三军军长冯玉祥却于1924年10月23日发动了军事政变，并占领了北京，导致直军全线崩溃。冯在其国民军的支援下，重组了内阁，并迫使曹锟于1924年11月2日下台。『国民军』、奉系、皖系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联合邀请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并邀孙进京商讨和平统一事宜。
1926年，年青将领蒋介石重新发动了还未完成的反对军阀的北伐战争，并在较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终于达成了长期未竟的统一目标，尽管这统一仅是表面上的。
五、主义与抗战1917—1945年
思想革命1917-1923年
为1915年日本提出的令人屈辱的二十一条所激励，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新知识分子，鼓吹在国民生活的哲学基础方面，进行一场激烈变革。他们号召用现代西方的标准，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乐意地与引致中国衰弱的那些因素决裂，并且决定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和文化作为新秩序的基础。他们发动了一场以白话文代替古文的新文学运动。这场发生在1917-1923年的思想革命被奉为新文化运动，有时也可能被夸大的描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新文化运动的展开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归国后，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月刊，随后改名为《新青年》。在杂志中，陈独秀猛烈抨击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是中国罪恶的根源。陈独秀厉声疾呼打破保守主义，以便为新文化的建立营造空间。
当蔡元培于1916年12月担任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校长时，新文化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推动力。在蔡元培的指导下，北大成为令人振奋的高等教育机构，教师中有不同政治理念的教授——自由主义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反动的。北大以数量众多的著作与思想生活而闻名，国内许多重要和前程远大的学者纷纷加入教师队伍中。
其中的胡适是科学思维、实用主义和白话文写作的积极倡导者。因为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胡适创见的主要来源是不可知论和实用主义，这也是他评价传统伦理和理念的主要方法。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是按照实用的程度变化的，而实用则基于实验之上。胡适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可能是提倡用白话文写作，他谴责传统写作重视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1918年，北大学生组织了一份名为《新潮》的杂志，以三项标准为圭臬：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维和改造的修辞。
1919年的五四运动
那一年的凡尔赛和会，中国人民对美国期待很大，希望可以在美国的帮助下收复山东。可是和会却支持了日本的立场，裁决了山东问题。这导致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19年5月4日，大约五千名北京学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反对凡尔赛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决定。当游行队伍经过曹的住宅时，游行群众的秩序消失了。这时，学生不能自制，冲进曹宅，并且放火烧了曹宅，警察逮捕了十人。
逮捕事件引起的实时反响，是北京学生的总罢课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辞职。同时一场联合抵制日货的行动紧随而至，人们停止购买日货和乘坐日本汽轮，而码头装卸工拒绝卸载日货。这场运动来势汹汹及影响深远，全国立即响应，迫使在凡尔赛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和约。
五四运动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分歧，对凡尔赛和会极度失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开始转向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李大钊和陈独秀，主张效仿苏俄的形式，进行直接和彻底的政治社会转型。而胡适反对盲目的行动主义和漫无目的的革命，而建议自发的和逐步的改造，以消除社会进步的五大敌人——贫穷、疾病、文盲、腐败和混乱。
表面上，争论以胡适占上风而结束。然而，这却是空洞的胜利，因为年轻人当中讨论『主义』成为时尚，甚至胡适本人也经常提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等。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1917-1923年的思想觉醒，标志了从传统的中国基础向完全西化的进一步转变。到1920年，中国已名副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了。自由主义者宣称这是一场解放旧思想、旧道德、旧价值观及肯定人权的运动。新文学文体的诞生和白话文正式的采用，令一些人视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保守主义者却攻讦这场运动对青年产生腐化影响及对传统思想不尊重。激进者颂扬这场运动，李大钊称赞它不仅是一场爱国运动，而且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学家把1919年5月4日视为分水岭，将八十年的『旧民主』时期和『新民主』时期分开。
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目的是要赢得民族独立、个人解放，以及创造一种新文化，批判地和科学地重估民族遗产及有选择地接受外国文化。五四运动在摧毁昔日方面比在创造未来方面更为有效。
五四运动有以下的功绩：
- 文学革命导致1920年白话文的正式确立和以方言写作的新文学的兴起
- 各种的外来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涌入，在社会重建和民族振兴方面产生了两种相反的观点。分别是由胡适阐释、后来为国民党部分接受的实用主义及逐步进化方法，以及中国共产党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
- 民族主义的加强刺激了少年中国的崛起，使它对自己在现代世界中岌岌可危的地位异常敏感，对掌控自己的命运十分珍惜。中国人产生了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猛烈反抗及对结束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意愿。
- 它的主要成功，在于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和推毁了中国的传统，而不是创造了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哲学学派。
反帝运动中的国家统一
从1928年成立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受到内部纷争和外来入侵的困扰，几乎没有一天享受到安宁。新文化运动后，两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发展起来，作为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响。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以及国民党的改组。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
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特别受欢迎，社会主义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能够提供摒弃『中国昔日传统和西方今日操纵』的实践思想。此外，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还没有在西欧和美国出现，中国如能接受社会主义，将可以在思想上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心理上的吸引力，因为有苏维埃的友好示意和诱人的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而进一步增强。
1918年中期，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便公开承认信奉马克思主义，他的学生瞿秋白和张国焘，以及他在图书馆的助手毛泽东受到了他的影响。陈独秀成为第二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人物，他于1920年5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8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
1920年初维经斯基来华，3月，他和李就组党一事进行交谈；不久，前往上海与陈商谈。这两次重要会谈的结果，主要是决定在上海建立由陈领导的党支部，在北京建立另一个由李领导的党支部。41岁的陈独秀和32岁的李大钊仍然被尊称为党的共同创始人。虽然中央党部在上海建立，但李在北京的支部却仍然保持着实际上的独立地位。
陈独秀赞同欧洲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工人及明显贬低懒散的农民大众的普遍看法。李大钊却持相反的观点，强调农民的重要性。
国民党的改组1923—1924
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而且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1921年春，共产国际的荷兰代表马林与孙中山在广西会面。马林深信国民党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利用国民党已经建立的基础，发挥其影响力。他鼓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本身不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所有阶级的联盟。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为什么孙中山愿意接受共产党员呢？原因大概如下：
-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感到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有权参加其国民革命
- 他想利用共产党与工农的联系和苏维埃的援助来改组国民党
- 孙中山也确信在苏维埃的庇护下，进行阶级斗争的共产党如果迅速独立的成长，将最终颠覆他的国民革命事业，因此，吸收他们入党内并及时同化他们是很明智的
- 孙中山也忧虑苏维埃可能援助一些对他不友善的军阀
孙中山为了革命的利益，接纳了共产主义者，但他似乎没有认识到其行动的全部含义：
- 他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认为共产国际既然赞成这样一个联合，那么就会帮助他控制共产党员，甚至会教导这些人服从他
- 他还抱有幻想，以为在适当的时候，少数共产主义者有可能会纳入在人数众多的国民党的官僚组织内
- 莫斯科的真正意图是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嫁接到已经成长的国民党的身躯上，这样共产党就能够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
-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想利用国民党的基础来扩大影响，并最终从内部颠覆国民党
所以国共合作只不过是一场追求利益的结合，双方都需要对方，但也厌恶对方。
北伐与国共分裂
孙中山去世后，政治重任就落在汪精卫和胡汉民身上，两人分别是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领导人。但是军权却为蒋介石把持，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获选为主席。
1926年7月27日，蒋开始了著名的北阀的军事行动。九个月内，占中国半个部分的南方被攻占了。但就在此时，国共分裂的征兆出现了，威胁着要破坏党、中断北伐。争论主要是发端于双重身份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党内有党』的推论。共产党要求其党员接受自己的命令，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个秘密集团。简而言之，持有双重身份者被期望成为名义上的国民党员而在实际上是共产党员。
约15名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右翼成员召开了西山会议，他们发布了一个宣言，号召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但在1926年1月1日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中赢得了新的席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成员也增加了。在执行委员会的九人常务委员会中，三人是共产党员，三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国民党中央党部九个部中有五六个是受共产党员的控制：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海外部和青年部。共产党掌握了大权。面对这些发展，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党部，这标志着与广州党部的分裂。
这个时候，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一天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中山舰船长绑架蒋的企图失败，蒋反过来解除了船长、所有的苏维埃顾问、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及其隶属的军事人员的职务。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九项决议，限制所有委员会内共产党员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而且从中央党部部门的领导职务上清除共产党员，并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蒋在宁沪金融财团的支持下，下定决心惩罚共产党。1927年4月10日一场『清党』运动组织起来了，并且发布命令，解散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部。当清党运动结束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共产党的抗议下，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武汉政府于4月17日解除了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一天以后，在胡汉民的帮助下，蒋在南京组织了自己的国民政府。
4月18日，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政府决定双管齐下，先发动北伐，随后发动东征。冯玉祥的变节和阎锡山的拒绝合作，不仅粉碎了鲍罗廷的北伐，而且使武汉陷入敌对势力的包围中。史太林极度需要一场胜利。1927年6月1日，他发了一封电报给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号召组建一支独立军队，把武汉变成一个仅置于汪精卫傀儡领导之下的共产主义政权。汪精卫看到这封电报后，才认识到史太林的真正意图是要摧毁国民党左翼，把武汉政权变成共产主义的傀儡。7月14日，汪做出了报复，宣布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在言语和行动上，都违反了国民党的政策和思想，是有罪的，并且将会受到严厉惩罚。两天后，他进一步宣布，如果共产党员退出武汉政府，就要同时退出国民党、军队和各级政府。8月1日，共产党员借着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在南昌起义，最终引致致命的打击。汪决定命令全面清洗共产党员，重组重要组织，比如总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和商会。
既然南京和武汉都清洗了共产党，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就提议和解。在12月10日，武汉和南京之间的所有分歧都解决了：蒋被重新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汪精卫宣布了出国计划。
国共分裂证明了史太林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史太林想攫取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优势，像榨『柠檬』一样将国民党右派排挤出去，但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改组的国民党，不再是他曾经认为的那样松散和低效的群体。最重要的是史太林没有看到共产党并未控制军队。
南京国民政府
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称为《训政纲领》，目的是令国民党对政府的指导成为合法。国民党获授予双重责任：督导人们行使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并监督政府行使五权——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试。
党的最高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权力将委托给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设有常委会——权力的真正所在地。
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列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纪律事务和监察财政。
政府的主要特色是民国主席之下的五院结构，五院中最重要的是行政院，即通称为『内阁』的行政管理机构，行政院包括十个部，每部由一位部长和两位副部长领导，另外有一些特别委员会，负责国民建设、海外事务和蒙藏事务等。与西方的惯例相反，行政院不对政府的立法机构负责，而是对党和国家主席负责。
然后是立法院，立法院与西方国会不同，本质上是法律起草机构，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用的立法原则变成法律，职责则包括审查法律、预算、特赦、宣战，以及缔结和平条约。
然后是司法院，司法院是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负责解释法律命令，发布赦免、减刑及民权赔偿，协调法庭体制。然而，却不干涉法庭裁决。
然后是考试院，考试院下辖考试委员会，管理不同类型的政府考试，以及人事部，掌管公务员评比。
最后是监察院，它在功能上与旧的都察院相似，包括19至29名成员，监察政府运作，审计预算，弹劾渎职官员。
国民政府：挑战重重的十年1928-1937
从1928年成立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始，国民政府就发现受国民党党内不同派系的政客和桀骜不驯的『新军阀』之挑战，并收到共产党在东南部地区不断壮大以及日本在东北、上海和华北日益加剧的侵略的威胁。
北伐所取得的国家统一只是徒具表面罢了。尽管有许多北方军阀被歼灭，但仍有一些军阀以支持北伐的名义而可以继续享有权力。他们抽走了一大部分国家本来就很贫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国家重建所迫切需要的。国民党还受着派系倾轧的严重困扰，包括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领导的右派，以及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
日本对东北的侵略
关东军是日本军事建制中颇不寻常的一个单位，而它的缘起可追溯到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以后。作为和约安排的一部分，日本接管了辽东半岛的俄国租借地和沙俄在东北的铁路及经济权益。日本将包括旅顺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南部地区更名为关东租借区，受一名总督的节制，该总督的辖区还包括东北的铁路路区。关东军基本不受日本国内的控制，而且享有一种半独立的地位，自行展开从中国抢夺东北的使命。
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中沈阳城墙遭攻破，该城被占领。9月19日长春被占，20日安东和营口被占，21日吉林被占。而这时的南京政府采取一种『不抵抗、不妥协和不直接谈判』的政策。在未遭受任何有效的国际制裁和中国方面协调一致的抵抗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在五个月里席卷了整个东北。为使赤裸裸的侵略合法化，日本人在1932年3月9日成立了『满洲国』为傀儡国。
共产党的挑战
在这个时候，中共政治局遵循共产国际在城市中发动罢工、怠工和暴动的策略。而毛泽东却在远离国民党控制的地方组织农民力量及发展苏维埃区。
共产国际的政策
中共的革命策略基本上是由史太林在几千英里以外遥控的，他向中共发来了举行武装暴动的指令。1927年8月1日，一批共产党人在一支新建的一万五千人工农军队的支持下在南昌发起暴动。随后国民党军队就将他们团团围住了，暴动失败。而毛泽东自行进入了湖南，鼓动民众的不满情绪，这种激愤孕育成了1927年9月7日的秋收起义。但秋收起义最终失败，使毛泽东丢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位。
随着这些城市暴动接连失败，毛泽东在农村的活动开始呈现出重要性。1928年1月23日，朱德和陈毅前来井冈山与他会师，他们合并后的部队组成了红四军，以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党』代表。从此诞生了闻名遐迩的朱毛领导。7月，他们将司令部迁至江西瑞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权。
中共中央机关斗争激烈，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先后下台，党的领导权落入了王明（陈绍禹）和博古（秦邦宪）手里，他们是中共内部『国际派』的领导。而在中共中央机关管辖范围以外活动的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受党内斗争的影响。他们在江西和湖南腹地，开展着独立的、相对来说不太正统的活动，组织农民和创建苏维埃。他们采取了游击战术，发动了『平均主义』的土地革命，将重新划分的土地一视同仁地分配给富裕和贫穷的农民。他们在不依靠共产国际或驻上海党领导人之帮助或指导的情况下，发展了一块自给自足的根据地，而对驻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保持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
毛泽东的胜利
毛泽东意识到政治局处境的狼狈，因此大胆邀请政治局委员出席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控制了局面，由于他们控制了大多数选票，所以轻松地挫败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且保住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位。一些前任的党领导人被吸收进他的政府。毛泽东胜利的原因如下：
- 农民大众的支持；
- 他自己的党政机关；
- 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
- 一块远离国民党控制的稳固的根据地；
- 自给自足。
但是，毛泽东的胜利还是不彻底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严密把持着政治局，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仍然是一个处在与中共中央机关对立地位的『局外人』。毛泽东的问题不光是面对政治局；他还必须对付国民政府的进攻。确实，蒋一直在马不停蹄地组织对中共的清剿。
蒋通过德国顾问指导，发展起了一支五十多万人的德式中央军。从1930年到1934年，蒋对中共发动了五次围剿，四次从1930年12月19日到1933年4月29日，均告失败。国民政府的第五次围剿，将敌人赶出了创建十七年之久的江西根据地。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共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李德的战略错误，他以阵地战取代了毛泽东的经受考验的游击战。
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检讨自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和西征（长征）以来的军事形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希望改组领导层，毛泽东的威信大增，因为他代表了与李德和博古相对立的正确路线。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及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1935年2月5日，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3月又成立了一个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在这三人中，王稼祥病得很重，而周恩来则唯毛泽东是从，毛泽东现在成为了同僚中的首要人物；不久，在张闻天的帮助下，毛泽东取得对军事的绝对控制权，这成为他权力的基础，以后再也没有放弃这个控制权。
1936年12月，中共首脑机关迁到了延安；毛泽东在那里以自己为核心整顿了党和军队，并从事理论著述。1938年，毛泽东获得了另外两项对他权威的承认，苏联的一部百科全书承认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当选为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主席、七大后来于1945年召开，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的思想被接受为党的指导原则。这时的他终于成为了权力最大的那个人。
西安事变和统一战线
从1936年起，中共开始提倡与各方党派、团体和军队结成一个反日大同盟，一些颇具说服力的口号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立即对日开战；停止剿共』等广为流传，在爱国民众尤其是在北平、南京和上海的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南京政府已定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随着共产党突入西北孤地，蒋急切地想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于是自信地下令张学良督率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率的西北军对中共发动进攻。但中共代表开始渗透到东北军的军官训练团，到1936年夏季，张杨两位统帅也被招揽到了统一战线一边。
12月12日拂晓，东北军第一零五师和张学良的卫队第二营发动了兵变。蒋被囚禁，少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剿共停止了，尽管蒋坚持不会以获释为条件而签署任何协议，但他最终还是承诺，只要共产党答应支持三民主义，就可以参加未来的抗日战争。西安事变可以说是一件不幸中之大幸的事，既帮助统一了国家，也停止了内战。蒋中正不再被看作是抗击日军的绊脚石，而是具新使命的民族英雄，领导中国统一战线以抵抗外来侵略者。
成败得失：十年回顾
这头十年结束时的记录，表明了在金融、交通、工业发展和教育领域的一些进步。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却忽视了十分急需的社会和经济根本改革，并推行一种不负责任的财政赤字政策。
进步：
- 金融改革：最显著的成就是用银元代替银两，与推行纸币『法币』为合法货币，外汇就由政府银行控制。
- 关税自主：国民政府以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为后盾，让列强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并进而在原则上同意放弃领事裁判权。
- 收回外国租界：配合争取关税自主，国民党成功地收回了一些外国租借地。
- 交通：改善了交通体系，1928年成立了铁道部，指导改善现有的线路及铺建新线路，同时还建设了新公路、航空公司、改善了邮政和电讯。
- 教育：教育部将一些公立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重组合并成了十三所国立大学、五所学院和九所省立大学，并把经费资助扩展到一些水平较高的私立学校，用于开设新学科和购置设备。同时中等教育也取得了四到五倍的增长。
- 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强调培养卫生习惯、雷厉风行、信守诺言、礼貌待人和礼义廉耻这四种传统的价值观。
- 文学界：出现了大批的作家，包括：瞿秋白、鲁迅、林语堂、巴金、老舍、茅盾等。
退步：
- 国民政府非常粗心地忽视了古老的地主所有制问题和农民的困苦，而农民人数占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的苦难已经到达了极端危急的地步。
- 财政上的不负责任：年复一年的预算不平衡导致了滥发纸币，这在日后的中日战争和内战中将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促使1949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
中日战争1937-1945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官就在距北平以西十英里的芦沟桥策划了一次事变，突然与中国驻军发生冲突。一当战事开始而所有和平解决的希望破灭，中国政府为了生存，痛下战斗到底的决心。日本人原本指望的一场征服华北的短期战争，转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一直延续到1945年。
中日战争导致了日本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同时彻底消耗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势力，同时又给了中共一个扩展军队和政党组织力量的机会，并最终夺取政权。
中日战争源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兴起，1932-1936年间，军国主义者始终在国家政治中稳步崛起，直到他们完全将文职政府驾空。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牯岭召开的一次暑期会议上，蒋中正果断宣布，到最后关头时，中国别无选择，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自1931年起一直被推延的抗战终于具备了内众力和意义。中国人民和各个党派——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团等等——都热忱地宣誓支持抗战。
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时，还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经过四个半月大小数百次战斗，武汉最终在1938年12月25日弃守。武汉的丢失加上10月21日广州的陷落，把一些不坚定的国民党领导人推到了绝望沮丧的地步，但蒋一如他宣誓的那样坚持抵抗。但日军也深深陷入中国腹地的泥潭，再也无法自拔。
在这个时候，日本决定摧毁国民政府，在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与一个『新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汪精卫敦促重庆政府接受这些条件为和谈的基础。蒋干脆利落地否决了这个主意，并劝说国民党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随后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了八项协议，包括承认满洲国及允许日本在中国驻军以便于联合防共。1940年3月，在日本的卵翼之下，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五院制的政府，该政府吸纳了北平和南京原有的傀儡政权。
统一战线及其衰败
1937年9月22日，中共就发表了一个题为『共赴国难』的宣言，表示将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但从一开始，共产党就把它看作是一种纯粹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避免国民党的进攻并在抗战期间积蓄力量的手段而已。毛泽东告诫干部要充分利用抗日战争的时机壮大自身。他说：『我们确定的政策应当是百分之七十作扩张，百分之二十对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抗日。』毛泽东便设计了一套分三步走的策略：
- 与国民党妥协以求保护中共的存在
- 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 向华中渗透，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以便发起反攻，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为毛泽东和中共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时间，整顿政党和军队，组织民众，创设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他将延安当作实验田，发起生产自给运动，花了很多时间就党和国家面临的问题及奠定最终胜利之基础的策略进行思考、理论化和写作。延安的经验在中共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它产生了以下作用：
- 就内部而言，它根据群众路线创立了一套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时毛泽东创造性地为他的革命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 就外部而言，它吸引了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团、一些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和一个美国总统特使前来访问，另外还有大批外国记者前来采访。它实际上取得了一种半国际承认的地位。
- 到1945年，延安控制着十八块根据地，共有一百万平方公里，约一亿人口。它拥有一百万党员和相同数量的武装力量。毛泽东事实上建立了与国民政府争夺国家最高政权的另一个中国。
日本战败
1945年，日本袭击珍珠港改变了中国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外来援助的结构。英美对日宣战和中国对轴心国的宣战，使亚洲的战争成为一场世界规模的反侵略和反独裁斗争之组成部分。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发布了一项结束战争的诏书，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Missouri）战舰上签署了投降书。
在经过八年抗战以后，中国终于胜利了。战争产生了如下的后果：
- 东亚的国际新秩序。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取代了日本的主导国家地位，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的创始国，拥有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一票否决权。日本不再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了，并且要在美国的占领和指导下重建经济。英国、法国和荷兰虽然在战争中获胜，但昔日的威望却大大降低。美国凭借其在打败日本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崛起为最强大的太平洋国家。
- 国民党的衰竭。中国总伤亡达3211419人，还招致了14640亿元法币的可怕战争债务。在交战中首当其冲的国民政府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消耗非常惨重，导致无力应付战后时代新的挑战。
- 经济灾难。在抗战期间，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省份落入敌人之手，导致关税收入丧失，财政赤字更加严重。政府没有办法弥补这个差距，只有采取公认为不明智的增加纸币发行量的手段，尽管明知道这种做法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最终损害了军队的士气，打击了行政效率，破坏了平民的生活，并使中产阶级沦为贫民。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灾难，使大部分中国人与政府离心离德，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谴责政府的管理失措和不负责任。
- 心理的疲惫。在耐心地忍受了八年抗战的一切困苦之后，中国人民疲惫不堪，一当赢得了胜利，便再也不想进行任何类型的斗争了。他们期待着和平安定与休息养生，而一旦这种愿望得不到满足，便怪罪政府和执政党。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
日本遭到两枚原子弹打击后的崩溃来得比预期的快得多，令到国民政府对战争突然结束所带来的后果完全措手不及，并给国民政府造成了极其危急的军事形势。第一是中共进入日军占领区收缴敌方武器。第二是苏联军队已深入到东北的腹地，并拒绝随日本的投降而停止推进。国民政府依靠美国的帮助和日本的合作，在第一轮抢武器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但苏联人将相当数量投降日军的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
战后，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进行谈判，拟了一个大概的谈判协议：
- 在国共兵力及改编双方兵员为一支国家军队的问题上，毛泽东提议只要国民政府同意将其部队裁减到一百二十个师，共产党将只保留二十到二十四个师的兵力。
- 在解放区问题上，毛泽东基本上要求在华北、内蒙古和一些重要城市不受约束制；
- 接受日本投降问题，国民政府坚持有收缴敌方武器的垄断权利，而共产党则要求在本身已经有积极活动或包围了敌军的地区享有同样的权利。
蒋认为自己的实力强大，对毛泽东此刻愿意达成的某种和平『临时协议』毫无兴趣。就在此时，苏军洗劫了东北的工业厂矿，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设备当作『战利品』运往俄国。他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以阻挠国民政府部队进驻东北。
这时的蒋决意收复东北，他称此举乃中国进行八年抗日战争的根本原因，他把最精锐的近五十万部队投入东北。而之后他会将为这一决定感到后悔。
到1945年11月，华盛顿已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该政策继续支持国民政府，条件是国民政府不可使用美国武器进行内战，并且努力与中共达成协定。这一政策转变代表着推翻了以前那种无条件支持国民政府的政策。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中旬抵达中国，进行内战的调停工作。但仅仅是马歇尔的在场防止了两党撕破合作的脸面。但一当他离开，他们便藐视停火协议，寻求改善在战场上的态势，以便在最终协定无法实现时自己能处在更有利的位置上。马歇尔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可悲地失败了。1947年1月6日，杜鲁门总统宣布将他召回。
内战1945-1949年
1946年中期以后，蒋决定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以便证明如果不是受美国调停的妨碍的话，他可轻而易举地消灭敌人。
在内战初期，政府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胜利。1946年11月15日，蒋不顾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抗议，召开了国民大会。大会的1744名代表在圣诞节通过了一项含十四章175条的新宪法。1947年4月19日选举蒋中正为民国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但就在蒋中正接任总统职位之时，内战进入了一个对国民政府来说十分关键的阶段。
取得了充分胜利的政府军队出现了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部队担任起守戍克复地区的职责，实际作战部队便相应地减少了。相反，共产党军队的规模已稳步地扩大。林彪的部队令蒋在东北损失了四十七万最精锐的部队，并对整个政府军的士气给予了致命的打击。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政府损失了一百五十万人。在如此惊人的损失面前，国府兵败如山倒。胜利在握的毛泽东觉得没有理由作出妥协。4月21日，他的部队渡过长江，三天后占领了南京，迫使国民政府逃往广州避难。
在整个中国尚未征服之前，毛泽东就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民政府于10月13日从广州逃往重庆、又于12月8日逃往台湾之时，共产党完成了对中国大陆的征服。
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
国民政府倒台的最重要的近因是八年抗战，这场战争在军事上、财政上和精神上彻底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元气。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话，中国的局势也许就完全不同了。其他的原因总结如下：
- 虚有其表的军事力量。虽然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国民政府军队在装备和训练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良，但却是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对他们来说，再打一场内战的想法简直是讨厌至极，他们虽然奉命作战，但士气却很低落，体力也很虚弱。相反，共产党却在抗战期间大大扩充了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束也正是他们得到承认的时刻，他们现在生气勃勃、斗志昂扬，对前途充满信心。
- 政府军队的战略也大有需要改进之处。蒋本可以集中兵力守卫长城以南的地区，但他却不听美国的建议，将大批部队派往东北，结果只是让其中的四十七万人惨遭屠杀或被俘。攻占延安并将逃亡的中共领导人追剿至战略意义并不重要的西北山区，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决策，为此又消耗了四十万军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指挥不当，再一次导致了无可挽回的兵员损失。
- 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急升的通货膨胀比厌战情绪和战略失误更具灾难性，这在抗战时期就已很猛烈，而到了战后则完全失控了。通货膨胀和财政失措毁坏了千百万中国人的生计，并彻底破坏了政府的信誉。
- 失却民心和政府威信。在战后返回日占区的国府官员的讨厌行为，也对国民政府的威信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回来，轻蔑地对待沦陷区的民众，好像民众都曾是汉奸和叛徒似的。这些官员只是关心私利而接收敌产，却不理会在日占时期经受了那么多苦难的民众之疾苦。他们堂而皇之地与人民争利，垄断有利可图的商品和财产，公然拍卖救济物品以中饱私囊。他们强行以200:1的比率将华南和华中地区的日伪货币兑换成法币，而比较适当的兑换率应该是此比率的一半，民众的存款和现金积蓄就这样突然骤减了。
- 美国调停和援助的失败。如果在战争头四年即1937-1941年间美国对华援助的力度更大一些的话，或可使国民政府的财政加强到在较早时期就遏制住通货膨胀的地步。如果美国坚持那项通过中国大陆打击日本的初始战略，美国士兵将在中国的沿海省份登陆，从日军那里抢夺领土，再将收复的领土交给国民政府，结局也许会不一样。美国至少丧失了三次通过外交对中国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机会：第一，如果赫尔利在1945年8-10月毛泽东访问重庆期间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或许就能说服蒋接受毛泽东提出的『临时协议』，从而避免内战的直接爆发。第二，马歇尔更强硬地『压迫』国府和蒋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战事也可能被制止。第三，当1948年春国民政府处于大溃败之际，美国还有最后一次实施军事干预的机会，但它却没有选择这样做。
- 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迟滞。当时极其需要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之持续迟滞，不仅是民生主义原则——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从未得到实现，就连较为温和的将地租减至年产量37.5％的规定也从未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
毛泽东于1949年9月12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新的政府，政协会议举行了十二天，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共同纲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以更名为北京的北平为首都。在一天后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其它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也很快地相继表示承认，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国家有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锡兰、英国和法国。
政治组织
1949年的《组织法草案），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像苏联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由中共领导的、以四个阶级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四个阶级的共存赋予了中共政权『民主』的特性，而对反革命分子坚定不移的态度，则显出了『专政』的特征。其中的民主集中制规定了各级政府拥有普选的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将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官员，呈报上级机关批准。
新中国的最高机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执行行政、立法和司法的职务。每月举行两次会议，审议国家的重大政策。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毛泽东）、六名副主席和另外五十六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委员。
委员会闭会期间，权力委给国家政务院，政务院的二十来个委员组成了类似内阁的班子，对中央政府委员会负责，而在委员会闭会期间则对国家主席毛泽东负责，国家政务院以总理周恩来和几个副总理为首，下属四个委员会：政法、财经、文教和人民监察，每个委员会领导一定数目的部、委、局，共计有三十个。
与政务院并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总检察署。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9月15日到28日举行，通过了一部含四章106条的新宪法。
- 第一章重申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四个阶级的联盟，确认了国营、联营、个体和资本家四种所有制。
- 第二章规定了政府机构，特意取消了大行政区设制。
- 第三章规定了通常的公民权利，但特别的是规定政府有权『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剥夺了那些不幸而与政府唱反调之人的法律保护。第四章确定北京为首都，并规定了国旗。
中国共产党通过代表、执行、行政和监察这四条途径组织起来.
- 代表部门的最高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代表由选举产生，任期五年。
- 执行部门有权力极大的中央委员会，也是每五年选举一次，其首脑是一名主席和四名副主席，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闭会期间则将权力委托给政治局。政治局又设有常委会，由中国权力最大的七个人组成。
- 党的行政部门有中央书记处。
- 监察部门有中央监察委员会。
经济发展
经济措施
新中国的成立采取了以下的经济措施：
为了促进财政稳定，政府在1949年5月发行了人民币，禁止外币作为交换媒介流通。依据米、油、煤、面粉和棉布这五种基本货物的价格，实行工人报酬『折实单位工资』制度，由于这些货物的价格每星期都在波动，『折实单位工资』也相应地增减，这样，工人平均工资的钱数不断变化，但实际购买能力却不变。解放军采取了恢复交通线的协调行动，以便保证货物的交换。推行了一套新税制，涉及到农业税、工业税、商业税、销售税和所得税等各个方面。到1950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政府的预算趋于平衡。
土地革命和农业集体化
1950年6月，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号召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财产和农具，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农村人口被划分成五类：
- 地主：即那些占有大量地产、自己不劳动、靠高利贷和剥削他人生活的人；
- 富农：指那些拥有土地、但自己做农活、同时也雇佣雇工、放债并将部分土地出租给贫农的人；
- 中农：指那些自己有地，但自己耕种、不剥削他人的人；
- 贫农：指那些占有土地或农具极少、不得不靠卖地过活的人，或是那些不得不租用他人耕地的人；
- 雇农：指那些不占有土地、不得不靠做工或借贷过活的人。
土地革命牺牲了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而有利于贫雇农，中农所受的影响则最小。地主和富农在这些大会上遭受了可悲的损失，许多人在草草公审之后就立即被枪决了。在以往传统社会中充当统治精英和主干的士绅阶层，现在被摧毁了。
1953年国家发起了集体化运动，这场运动的宗旨是提高产量、防止富裕农民重新冒头、争取更大程度的农业专业化，以及加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集体化分成几个层次：
- 最低层次是『互助』组：互助组里的农民合并或出借农具，并在春耕和秋收季节合伙劳动；
- 第二层次是初级合作社：合作社社员不仅合并农具和劳动，也合并土地，尽管理论上他们仍保留各自的土地所有权；
- 第三层次是高级合作社：类似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所有社员集体拥有土地；
这个集体化运动慢慢的发展为之后的人民公社。
工业发展
中共认识到工业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不遗余力地争取这个目标。
到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不仅达到了战前的最高点，而且超过了1949年产量的77.5％。
政府在1951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筹备工作：该计划号召建设694个工业项目，其中的156个工厂将在苏联援助下修建。到五年规划期结束之时，工业产量预计要翻一番，农业合作社要加以推广，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将要完成，这样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激励政府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这个计划号召到1962年时工农业生产总体增长75％，国民收入增长50％。
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政府彻底修改了高等教育制度，旨在短时期内培养出大量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为鼓励技术教育，人文学科受到了抑制，许多所工科学院创办起来，而综合性大学则被削减。
『大跃进』和公社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在今后三年内开展『大跃进』运动，号召在1958年钢铁增产19％，电力增产18％，煤增产17％。钢铁生产指标从1958年2月份的620万吨抬高到5月份的800万到850万吨，8月份又上涨到1070万吨。人们大胆地预计本年度的工业产量将总体增长33％。为了达到这种奇迹般的发展记录，每个人都被鼓动参加工业生产。1958年秋，全国树起了约六十万座小高炉。
1958年春，河北、河南和东北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将农业生产合作社逐个合并；到这年7月，这场运动达到了『高潮』，『人民公社』一词正式出现。到1958年11月，出现了26000个人民公社，容纳了98％的农业人口。每个农村公社平均含约三十个合作社，约五千户人家，也即25000人。公社担负起对各村庄的行政管理职权，控制本地的工农业资源，征集税收，开办学校、银行、托儿所、公共食堂、老人院、公墓等等。家庭结构没有被摧毁，一家人继续一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只有那些孤寡鳏独人等才生活在公社住房中。公社占据一切私有财产如土地、房屋和牲畜。
与农村公社并存的还有城市公社。集体生活开始之时，工人们搬迁到厂区，在厂区周围，公社开办了布店、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医院、学校，公园、银行、电影院。另外还有老人院、储蓄所和为公共食堂种植蔬菜、饲养猪禽的农场。
由于大跃进和公社的推广，政府在1958年年底自豪地宣布，这一年的工业产量超过了1957年的65％。机器制造增长了三倍；煤和铁翻了一番；石油增长了50％，电力增长了40％。但正如政府后来自己承认的那样，对数量的追求牺牲了质量要求。1958年生产的1100万吨钢铁中，有300万吨在1959年8月被宣布不适合用于工业——小高炉根本取代不了大型钢铁厂那样的作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了如下后果：
- 土法上马造成了巨大的原料浪费和高昂的生产代价，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却质量低劣
- 小高炉炼出的钢材不能符合工业的要求，许多简易的高炉还在暴风雨中坍塌
- 由于水利设施不健全、土壤施肥不当，农业生产也严重受损
- 为了赶上高额生产指标，机器超负荷运转，又缺乏适当的保养，这造成了生产工具的迅速老化和损坏
- 拼命招收不熟练工人也引发了管理上的麻烦
- 人民公社造成了农业的减产而非增产。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两亿吨下降到1959年的1.65亿吨，再下降到1960年的1.6亿吨
社会和心理控制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成分是，不断组织群众运动去实现党预先设定的特定目标。于是便产生了大量的群众组织，群众组织实际上是规模庞大的半政府团体。实际上，每个中国人都隶属于某些群众组织；
党和政府则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控制，推行国家政策。同时党和政府垄断了通讯媒介，公安干警和党员干部无处不在，使社会变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封舱，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之下，没有所谓自由，除非它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
心理控制
与培养新作风联结在一起的是，中共发明了一套极具摧毁力但又很微妙的思想灌输手段，这种手段在新闻术语里称作『洗脑』。洗脑不仅用来感化敌人、获取招供，也用来教育党员干部，改造知识分子，以便让他们继续为国家服务。
思想灌输过程通常持续几个月到一年不等，视受训目标的重要性而定。但无论怎样，受训总是安排在一个偏僻的受管制营地，在那里，个人与外界完全隔绝，被剥夺了一切安全感。
受训者一到营地，就强烈地感受到，逃避是不可能的。他们被分成一些小组，每个组由一名积极分子带队。他们被指派去做重体力劳动，以便使他们筋疲力尽，这样他们的抗拒意志也就削弱了。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相互批判出身和履历。这个开始阶段约持续两个月，其间伙食和住宿条件很差。
下一阶段持续三、四个月，其间伙食和住宿条件有所改善，而体力消耗也有所减弱，但依然足够保证在一天劳动之后人很疲劳。这一阶段的学习班和小组会议增多了，这些会议强调个人的无足轻重、党组织的无所不能。马克思、列宁、史太林和毛泽东的著作成了新的《圣经》。过去的生活被斥责为黑暗、腐朽和堕落，而共产党政府下的新生活则代表了解放和进步，为新的、有意义的生存提供了机会。
在第二阶段结束之时，受训者十有八九会经历一场精神危机。经过这场思想斗争，他会得出结论，隐瞒和抗拒毫无意义，无论如何党将取胜。于是他寻求解放，抛弃自己的情感，全心全意地接受党和党代表的一切。
当受训结束时，四分之一的毕业学员将调派去开办新的学习班，而其余的人则深入社会组织和领导群众。
通过群众组织、秘密警察、大众通讯媒介和思想灌输，政府成功地控制并改造了社会和人民，其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曾经是个人主义色彩很重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受节制的民族。
对外关系
中共新政府从一开始就对西方列强采取了强硬的姿态，并清楚地表明它与在帝国主义炮艇面前卑躬屈膝的满清王朝和国民政府不同，不惧怕西方列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主要的力量来源，是与苏联的紧密联系。『莫斯科－北京轴心』正式缔结于1950年2月14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十年大部分时间里对外政策的基石。史太林给予毛泽东一项军事同盟和三亿美元的贷款，并答应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他们仍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军事顾问。
1950年，政府刚建立起之时，就毫不犹豫地派出了一百万『志愿军』援助朝鲜抗击美国的『侵略』。而在北越对南越和美国人的战争中，他们向北越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并且通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使中国取得了亚非国家集团领袖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十年的成就相当卓著：
- 对内方面，巩固了对国家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的经济增长。
- 在对外方面，与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保持紧密的联系，与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打成了平局（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在日内瓦和万隆会议上扮演了大国的角色，调停了苏联和卫星国之间的纠纷。同时，核技术开发也已经起步。
- 但在这辉煌成就的表象之下，已经出现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内部分歧和对『莫斯科—北京轴心』的分离倾向。随着1959年第二个十年的开始，政府面临与苏联关系恶化和高层领导人中间出现权力斗争的双重挑战。
中苏分裂
『莫斯科—北京轴心』这个象征着牢固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阵线，到五十年代末迅速地恶化了。
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之时起，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接触就既不愉快也不满意，他依靠在农村发动农民来开展革命，这被看作是非正统的革命手段。史太林始终不认为毛泽东的方法适合中国革命。毛泽东虽然尊重史太林是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但他亲眼目睹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愚蠢政策。因此，他不信任莫斯科的判断。他和史太林之间存在着暗地里的相互不信任和相互厌恶。
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议，表面上代表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为基础的坚固『莫斯科—北京轴心』之形成；毛泽东获得了一项同盟以及五年内区区三亿美元的贷款，而他付出的却是被迫承认外蒙独立、中苏联合开发新疆矿产资源、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港。于是毛泽东对史太林要求获得在华特殊利益的行为感到愤恨。
毛泽东决心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领袖，并使北京成为社会主义集团的新的中心。毛泽东的崛起和共产党中国对苏联霸权的挑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世界能不能容忍两种声音和两个中心？它无疑造成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局势，在有关全球战略和世界革命方式问题上尤其如此。对中苏关系损害最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干涉中国的内政：1959年，他鼓动访苏的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并出尔反尔，没有送来原子弹样品，还把苏联技术人员撤离了中国，带走了已完成一半的工程蓝图。
中俄的边界谈判破裂，为了收复被侵占的领土。从1964年领土谈判破裂到1969年3月，苏联共侵犯中国边界4189次。边境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进而在1969年3月2日和3月14-15日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冲突。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苏关系受到以下三个障碍的影响：
- 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
- 苏联入侵阿富汗
- 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
直到1988年下半年，戈尔巴乔夫将在1989年5月与邓小平作最高层次会晤，两国之间才恢复正常关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分裂加剧了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紧张关系。一批比毛泽东更加务实的老党员开始怀疑『领袖』制定的方针，他们觉得这些方针太冒进、太不稳当，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最初结果感到失望，对毛泽东处理与苏联分歧的方式也颇为不满。他们忧心忡忡地觉得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过于浪漫、过于仓促，决心要巧妙地阻止、规避或放慢他的政策之实施。
这些领导人之所以执意要改变毛泽东的方针，是因为他们已经在过去几年里权力大增。1958年12月10日的六中全会通过了两项决议，一项是修改公社制度，另一项是『接受』毛泽东不再担任新一届国家主席职务的请求。通过这次改组，毛泽东退居『二线』，而将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了『一线』，大力提高他们的威信和地位。
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面对彭德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破坏民主决策的机制而严重压制了党内的不同意见，他把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
庐山会议后的三年中，出现了农业歉收、气候恶劣、工农业减产和苏联撤走专家等不幸事件，这种情形使中国不得不采取了巩固和务实的方针。务实派领导人于是决定开展一项支持农业的紧急计划，并执行一项松绑政策以调动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中央委员会于1962年1月通过了『三自一包』的国内方针，以求消除毛泽东『三面红旗』运动的后果。『三自』包括允许农民耕种自留地、自办私人小作坊、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一包』是农民承包政府规定的农业生产指标，要求保证完成。在对外事务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三和一少』政策。『三和』是指缓和与『帝国主义、反革命和修正主义』的冲突。『一少』是指减少对国外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
此时的毛泽东警觉到可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新官僚阶级抬头和与苏联修正主义妥协的前景。他对党员干部不愿进行继续革命的倾向感到忧虑。他觉察到他们中存在着追求安逸、寻求物质刺激和工资待遇的倾向，这无疑将导致党越来越官僚化，并促使个人主义抬头——与之相应，革命热情将会丧失，一个类似于苏共『官僚集团』的新官僚阶级将会产生。为了扭转这些状况，毛泽东在1962年9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搞阶级斗争。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向群众学习。
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所成效，因为执行这场运动的党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不回应他的指导。毛泽东逐渐认定，问题不出在他的政策，而是出在党内的高级领导人身上，他们狡猾地拖延、阻挠、歪曲、冲淡政策的实施。他感到他的接班人刘少奇背叛了他的路线。但此时他已经在党内退居二线，于是他发起了文化大革命来重新获得权力。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是由上海《解放军报》总编辑姚文元打响的，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吴晗。通过批判刘少奇阵营的吴晗，使吴晗被迫做出检讨。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军队支持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明确宣言。6月1日，毛泽东派的势力接管了《人民日报》，该报随后便姗姗来迟地加入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依靠军队来冲击党，这使林彪的权力和威信迅速上升。毛泽东于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此时林彪及其军队已确保了北京无虞，林彪成了铁腕人物和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顶梁柱。8月1日，毛泽东提名林彪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也即权力阶梯中的第二号人物，而刘少奇则跌落到第八号。毛泽东和林彪肩并肩检阅了正在成立的『红卫兵』，毛泽东亲切地称林彪为他『最亲密的战友』。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七项重要决定，这次会议将『党内当权派』和『走资派』定为打倒对象。它号召建立『红卫兵』，作为推广运动的『战斗队』，使革命从北京扩大到各省——绕开由刘少奇控制的党组织和共青团。
1966年11月22日，成立了一个十七人的中央文革小组，由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担任主任，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这个委员会与林彪控制的军队和周恩来控制的国务院一起，成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三头马车。
红卫兵批判刘少奇是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强迫他和夫人接受公开批斗。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在他的住处周围游行，要求将他撤职。1968年11月，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刘少奇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其它一些重要官员也受到冲击，遭受羞辱，被撤销职务，接受改造：他们中有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红军的创始人朱德、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以及几百个党政领导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周恩来自始至终扮演了一个卓越的『冲突调解人』的角色。
由于红卫兵们越闹越荒唐，1967年1月，毛泽东指示军方干预恢复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军队史无前例地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文化大革命回顾
毛泽东派的人欢呼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因为它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权威及其思想体系的绝对地位，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中国进步所必不可少的。
文化大革命使林彪和军队得益，但在持久的动乱时期里，毛泽东的妻子也令人瞩目地上升到了国家的领导层上。
但从其他方面看，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十年的动荡和内部争斗，把国家推到了一片混乱和崩溃的边缘，产生了如下的副作用：
- 党组织遭受了沉重的破坏，许多党的领导人或被清洗，或被撤职。
- 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 教育系统的瘫痪致使国家损失了整整一代训练有素的人材。不仅是年轻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还有许多中老年的学者和科学家也被送往农村干活，失去了好多年做研究和教学的时光。这个损失影响了三代人。
- 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竟然是反文化、反知识和反科学的，因为知识被看作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的根源。
林彪的崛起与垮台
第九届党代会最后于1969年4月开幕。这次会议一致推选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新的党章重申毛泽东思想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导，并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央委员会扩大为170名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军队首长和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
林彪出生于1907年，十几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岁不到就成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长征时期，他一路打先锋；内战时期，他又统帅赫赫有名的第四野战军，横扫东北，挥戈直捣华南华东，战无不胜。1954年，林彪被任命为副总理，一年后又获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58年当选为政治局常委。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同时也成为中央军委的实际负责人。
1967年1月，毛泽东决定让解放军干预文化大革命以恢复秩序，这个决定对林彪和军队来说意义重大。他们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渗透到工业、农业和教育战线，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他们的权力。但随着林彪继续利用毛泽东的名义大肆抢权，毛泽东私下里感到震惊，但他没有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动，而是慢慢地依靠周恩来来重建党内文职人员的势力。
1970年8月，在庐山举行了九届二中全会。起草新宪法的毛周派人士受到了挑战，林彪派对新宪法的思路、权力结构和政治路线是否正确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庐山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公开分裂，林彪竭力要保住接班人的位置，而毛泽东则努力想收回这个位置。毛泽东知道，如果仓促摧毁反对派势力的话，势必要冒触发叛乱之险；故必须谨慎行事。
他没有直接与林彪冲突，而是把陈伯达当作『极左分子』和『政治骗子』开刀，并让那几个林彪手下的军队领导人做检讨，批判陈伯达的观点。随着陈伯达被撤职及几位干将失势，林彪知道下一个目标就轮到他本人。在1970年冬和1971年春，他逐渐得出结论，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武装政变。
但毛泽东是一位炉火纯青的斗争大师。为了防止发生军事对抗，于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视察了南京和广州，向军区将领们强调他们需要放弃参与政治。这些地方军事首脑被毛泽东严肃的态度慑服，也意识到反抗没有用，于是便无奈地采取中立立场。
当林彪不顾一切地策划将武装政变阴谋付诸实施时，一个同谋者突然告了密，此人叫李伟信。林彪出逃，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都死亡。当天是9月13日。
林彪及其死党垮台后，党和政府中出现了许多空缺职位。二十一人的政治局只剩下十人，政治局五个常委只剩下三人。中央文革小组在会上拼命抢夺权力，显然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江青和姚文元被选进了政治局，张春桥则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最令人吃惊的是选举了37岁的王洪文担任党的第二副主席。这四人就是之后的四人帮。
中国重入国际社会
六十年代初，中苏分歧公开化，这戳穿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铁板一体的神话，那种认为中国是俄国应声虫的观点难以自圆，这也为同中国恢复邦交开了一个新机会。
在基辛格的影响下，尼克逊结束了遏制政策，转而采取一项新政策，其宗旨是在中国、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均衡，同时与日本和西欧保持良好关系。于是中美开始建交，同时也导致了中日的建交。随着中国和日本、美国的建交，其它国家纷纷仿效日本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并且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第三世界的代表人获得了在联合国中的永久席位，并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国家元首和领导人络绎不绝地来访。
中国再一次进入国际大家庭，这一次不再是一个虚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地位优越、备受尊敬的大国。
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
随着国民政府的战败及退守台湾，他们在台湾成立了国民政府。台湾的国民政府以总统为首脑，由一名秘书长和一名参谋总长协助他处理军政事务。五院制结构保持了下来，但几个院的职能和法律地位有了变化。
尽管中华民国宣称自己是一个立宪制民主政府，但它没有给与人民像美国那样完全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国民政府严格控制出版和传媒，不允许任何人散发马克思主义书刊，也不准任何人阅读共产主义读物。批评蒋及其家族和国民党统治的人，还有那些鼓吹台湾独立运动的人，都有可能被秘密警察拘捕。
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是蒋的总统任期，他连续5次当选总统。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蒋经国，当时的行政院长，做了他父亲的接班人。
台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大陆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国民政府认识到，他们不能忽视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紧迫问题。国民政府以坚定的决心，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从而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 在1949年第一阶段的改革，强制推行降低地租，将地租从当时盛行的主要作物产量的50-70％降至37.5％。导致三十万农户的境况得到了大大改善，收入的增加使他们有能力购置耕牛和房屋。
- 第二阶段的土改开始于1951年6月，销售四十三万英亩的公地。国民政府允许每个农民从这批地产中购买一块足够大的田地以供养六口自家。
- 第三阶段的土改开始于1953年1月，措施是强行将私田和出租田卖给政府，政府再将之以同样的价格转卖给农民，只收取4％的年利。至少有193823户农户从这些措施中获益，使拥有土地的家庭总数达到了四十万户。
由于这些田地改革政策，主要作物的产量大大提高了。农民生活的普遍小康反映在他们建造或修缮了大批房屋，拥有了大量自行车和缝纫机。
同时，工业发展的速度也很引人注目。最初阶段（1945-52年）主要是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工业设施，在这之后，政府贯彻了一项1953-56年的四年经济发展计划，优先鼓励中小型基础工业，因为这些企业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资本，且可利用当地的原材料。1956年的生产指数比1951年增加了一倍多。1956年的人均收入比1953年增长了42％。
第一个四年计划的巨大成就，鼓励政府随后发起了更多的四年计划，这些计划都很成功，从1963年到1973年，台湾的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7％。最高的一年1964年高达14.2％，最低的一年1966年也有8.07％，但各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最初7％的目标。197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93.9亿美元，而1952年只有12亿美元。尽管台湾的政治前途很不确定，但在经济上却是一个相当强大的独立实体。
在教育方面，台湾也很成功。到1967年，台湾达到了97.15％的高识字率。因为宪法规定，国家预算的15％、省政府预算的25％和县政府预算的35％要投入教育。从1968年秋季学期开始，义务教育从六年延长到了九年。与台湾教育制度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是台湾研究机构范围的扩展和质量的提高，从1960年起，大学与教育部联合授予博士学位。
台湾人民在物质上享受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遍小康和高生活水平。
七、毛后中国：追求一个新秩序
1976，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及毛泽东主席分别在1、7及9月先后逝世。
如何评价毛泽东？
在客观评价毛泽东时，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们将首先承认他作为一个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人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创者。对中国来说，毛泽东是集列宁和史太林于一身的人物。他是二十世纪中叶最成功的伟大的革命家。他最大的成就，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夺取了中国的政权。他急不及待地要求变化，想一下子改变国家、社会和人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在内心是一个追求纯真的人，他造就不间断的变革，努力保持革命的势头，使国家和人民疲于奔命，国家的巨大精力都消耗在群众运动和内部争斗之上。他二十七年的统治几乎没有给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什么改善。下面是一些评判：
- 引导他夺取政权的才华，不能引导他成功地治理这个庞大散乱的国家
- 反右运动（1957年）对知识分子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而他们的知识和技术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 人民公社开展得太匆忙
- 大跃进倒退了回去
- 与彭德怀的斗争是不明智的
-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组织遭受的毁灭性破坏，则是一场十足的灾难
- 扶植江青做国家领导人和可能的接班人的主意，违背了人民及毛泽东的老同事的愿望
- 他那种改造人性、将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没有实现
- 毛泽东的人口政策造成了对迅速现代化的最严重障碍。最大的错误是他对人口全然不加控制结果是人口失控地增长，从五十年代初的五亿增长到今天的超过十亿。为十亿人提供衣食住行和职业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地球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背这样重的包袱，它耗费了大量本可用于经济发展的国家资源
- 农业政策也是一个错误；由于庞大的人口中有80％居住在农村，因此，提高农业生产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所在。但毛泽东却仿效苏联大力投资重工业而轻视农业投入的模式，造成了农业产量的极端低下。在三十年里，中国的农业部门处在被忽视和半自主的状态，使得必须进口食品来满足国内需求，因而消耗了大量本来就贫乏的外汇储备
- 加强中国的孤立局面除了中苏合作处在全盛期的五十年代之外，中国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达二十年之久。正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西方和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恰恰就在此时，中国却在搞内讧和阶级斗争
- 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严重损害了经济结构中的生产关系，这种『错误思维』的一个明显观点是喜欢立竿见影，完全不顾客观的经济现实，所以导致了『把空想当作真理，顽固地根据自我意识办事，在今天做未来才有可能的事』。『盲动主义』则是制定不切实际的经济目标，这些目标靠超出国家支付能力的投资水平来支撑，由此而来的是上报虚假数据欺瞒领导的浮夸风。
- 自认为在党内占据无可置疑的最高地位，破坏了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并开创了『一人统治』的模式。毛泽东的政治作风，除了给他自己以绝对的控制外，还给各省和各地县党委书记树立了榜样；他们在各自的辖区里像小家长和更小的家长一样行事
中共自己也对毛泽东进行了评价：
胡耀邦也对毛泽东进行了评价：
虽然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那就十分清楚，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革命，并为之奋斗了一生。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最早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制定了正确的总战略，并且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和策略，使革命转败为胜。建国以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新中国很快站住了脚，并且开创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即使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错误已经很严重的时候，他仍然警觉地注视着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准确地把握住世界形势的新发展，领导党和人民顶住了霸权主义的一切压力，确定了我们对外关系的新格局。在长期斗争中，我们全党同志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那里吸取智慧和力量。培育了我们党的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伟大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总之，历史学家同意，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家是极其成功的，但作为一个国家建设者却令人失望地乖僻无常。
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去世后突然爆发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是由他的夫人江青挑起的。江青期望接毛泽东的班当党的主席，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他们的主要障碍是华国锋，华国锋是党的第一副主席。
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对江青及其同伙十分讨厌，但只要毛泽东还在世，他们就没有力量反对这帮人。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们私下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发动一场反政变才能制止四人帮篡夺政权。
到9月底，政治局举行了几次爆炸性十足的会议。江青指出华国锋不能胜任领导党的重担，要求让她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反驳说他不仅能够胜任，而且还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10月5日凌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五人：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北京卫戍区司令陈锡联、副总理李先念。他们决定抢在四人帮发动政变之前迅速采取果断行动，一举逮捕对方的四个头目，华国锋和叶剑英负责各个方面，陈锡联受命担负保卫北京的重任，汪东兴则负责逮捕四人帮。
10月6日清晨，四人帮一伙被一网打尽。这四人隔离关押在北京。
政治局推举华国锋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军委主席，授权他主管编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1977年7月）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中共党史上的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其重要性几乎同遵义会议（1935年）相等，并赞扬华国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四人帮遭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他们被斥责为阴谋家、极左分子、反革命和国民党的代表。
邓小平和中国的新秩序
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三项决议，确认了此前政治局的一些决定。
- 第一项决议是追认华国锋担任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 第二项决议同意华国锋的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些都是党政军部门的高级职务
- 第三项决议谴责四人帮的反党活动，四人帮被正式开除出党
邓小平期望通过为在毛泽东和四人帮统治时期受迫害的人平反来扩大他的权力基础。他坚决反对那些参与文化大革命并与四人帮勾结的领导人，特别是那些批判他及阻止他接替周恩来职务的人，这些人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
邓小平不批评华国锋，而是批判他的同伙，肃清他的政治外围，这样就将中心架空了。
他同时挑战『毛泽东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至高无上地位，以推翻其从前对手的意识形态权力基础。
在这个时期，邓小平迅速地上升为中国政坛最大权力的人物。新的权力结构使胡耀邦、邓小平和赵紫阳牢牢地控制了党、军队和政府，巩固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设计的蓝图。在邓小平的任内，他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推动了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
如果中国存在某种全民共识的话，那便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抱负——即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工业基础建设的投资将等于或超过此前二十八年的投资总额，据统计是4000亿美元，年工业增长率设定为10％。政府希望，到本世纪末，中国主要部门的工业产量将『接近、达到或超过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量』。
农业现代化：十通过机械化、电动化、水利灌溉和更有效利用化肥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产量。
科学现代化：科学技术被看作是其它三个部门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大致内容为：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达到或接近1970年发达国家的科学水平；把专业科学研究人员的规模扩大到80万人；发展最先进的科学实验中心；完善全国性的科学技术研究制度；
国防现代化：中国计划通过专门的订单，有选择地购买高技术系统和武器生产设备以帮助本国的武器生产。由于这样一笔开支要求大量投入外国资本和设备，因此军事现代化在中国领导人的考虑次序上只占较次要的位置。但中国竭尽全力去获取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和武器，然后将花五到十年时间使如此新式的装备与现存机制整合起来，到那时，更先进的国家将已经采取了更新的装备，中国仍将落后十年到十五年。
快速现代化带来了很多改变，分别如下：
- 通货膨胀。随着工资的提高和政府购买农产品的价格上涨（1977-1979年间上涨了20-50％），国家相应地提高了各种商品的销售价格，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和过度超支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1981年决定削减40％的大型基建项目。
- 在一个所谓的无阶级社会中涌现出了一些新的阶级。现代化使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工厂经理、作家、艺术家和其它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威望，他们将带领中国『腾飞』。
- 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和高干现在形成了一个特权的高级阶层；
- 城市企业工人和基层干部构成了第二阶层;
- 而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则构成最低等级;
- 城市与农村之间差距变大。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种『飞地』策略，把一些重要的工业落户到经过选择的城市地区，这些地区于是就较便利地享受了现代化的果实——更高的工资、更大的向上流动性和更高的生活水平。
- 产生了信任危机。经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仍然贫穷落后，以往的成就报道经常被揭露出是纯粹的宣传，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丧失了信心。
中国共产主义：建国三十五年回顾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邓小平的掌权，也对共产主义的35年来的努力进行一个回顾。首先我们列举一些成就：
- 中国（除台湾外）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
- 获得了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的地位
- 消灭了地主制度，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 改善了公共卫生
- 有选择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尤其是在原子能和火箭方面）
- 提高了识字率
- 取得了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将能够对古代中国历史作新的解释
- 为十多亿人提供衣食住行和就业是对一个巨大挑战所作的回应
- 统计数据表明，工农业生产总值和社会服务都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但也存在着不足：
- 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二十年里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 由于其它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巨大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现在也许比1949年时更大了
这个时候的中国存在如下的障碍：
- 政治不稳定；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伤害了一百万人。毛泽东就扩大了阶级斗争的范围，挑起了不断的动荡。彭德怀说真话被撤职。经过了这些事件后，没人敢说真话了。党的民主被拖垮了。
- 党内外民主原则的被破坏；一当毛泽东的『无所不能』表现出来，机会主义者和阴谋家便众集到他周围，通过紧跟在他左右来博取权力。他们的权力斗争把整个国家推入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
- 在过去三十年里，每当党内民主相对充分、民主集中制相对健康之时，党在经济工作中的领导就比较符合实际，问题出现时比较容易被发现并得到纠正，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每当党内缺乏民主时，就没有人敢于说真话。盲目服从便盛行起来，党的经济政策往往就脱离实际，脱离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出现放慢、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从过去三十五年中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呢？
- 必须要有政治和社会稳定，使政府得以开展有秩序的改革和发展。
- 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争取达到零点增长率。
- 必须在所有领域，包括科学、技术、教育和艺术领域，加强国际合作。
- 必须尽可能避免战争，因为战争是最浪费财政和人力资源的东西。
- 必须改革政治制度，以防止重新出现家长统治，并确保党内外民主。对官僚主义、干部任用终身制和特权，如果不能根除的话，至少应予遏制。
- 经济发展既不能过『左』也不能过『右』，而应『居中』，要依据实际情况和经济规律。
- 党必须记取阿克顿的格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邓小平成为新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设计师，这场改革将使中国摆脱贫穷和发展停滞状态。历史将把毛泽东的革命与邓小平的建设，当作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两个最重大的事件。
邓小平计划中国到2000年时的人均产值800美元，而国民生产总值仍保持在1万亿的水平上。
加速经济增长，需要吸收外国的资本、科学技术和管理技巧。为此必须采取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政策。
由于80％的人生活在农村，搞活农村经济、提高农村收入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成为首要的任务。
成功进行农村改革之后，将在城市地区开展工业改革。
然后将执行一项长期的开放政策以扩大对外贸易，发展旅游业，吸引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技巧。
他愿意让一些地区和人民先富裕起来，为其它的地区和人民树立榜样。
农业改革
在1957年到1978年间的二十年里，农业一直处在糟糕的状态下，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6％，棉花增长率为2.1％。中国不得不进口大批粮食来保证它日益增加的人口有饭吃。人人都知道，对振兴农村经济最严重的障碍是公社制度。
地方和中央政府领导人之间的讨论导致了采纳所谓的『责任制』或『包产到户』，土地仍然是公有的，但每个农户得到一块田地用于耕种，并与公社的生产队或经济合作社签订一份合同。合同上写明耕种庄稼的产量和上缴给生产队或合作社以支付土地使用费用的产量指标。每家农户完全控制劳力资源，并可以留用或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超出合同指针的产品。到1984年，约98％的农户实行了责任制。
1980-1984年间，中国在农产品上获得了40亿美元的外贸顺差，这是三十五年来的最大收获。农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人民币134元提高到1983年的310元和1987年的463元。
农业产生了巨大进步，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
- 艰苦奋斗和物质刺激是有限度的；过了这个限度，就达到了饱和状态。要提高生产力，就需要政府对农业加大投资，但政府的财政很紧，农业投资的预算额度实际上降低了。
- 体化的衰落导致了灌溉系统年久失修，机械化减少，以及更多地使用劣质化肥。耕作单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减弱。
- 粮食的低价格导致了种田相对于其它生产活动的低收效。一个农民一年挣650元，而一个经营饲养业的人一年收入有2375元，工厂工人的年收入达4199元。
- 由于国家征用土地用于工业发展，农村建造新的住房，以及发展木材、牲畜和鱼业占用土地，农田不断减少。
- 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持续存在，如高文盲率，缺乏农业技术员（每四千农户只有一人），以及定期的洪、涝、火灾等。
- 正在出现的人口爆炸，它将消耗掉大部分（即使并不是全部）增加的工农业产品，从而抵销掉改革的成效。为了使人口增长不至失控，政府推出了『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
总之，五年的农业改革释放了农业部门隐藏的巨大的潜能，这鼓励了政府着手在城市地区开展工业改革。
工业改革
1952－1983年间，中国的工业增长相当可观，平均年增长率为9.8％。但是完全不承认『价值规律』或供需原则。国营企业被要求向中央政府上缴它们全部的利润和折旧资金。在这样的制度下，企业不管它们的业绩如何都得到国家的支持，职工不管他们工作的质量如何也都得到他们的基本工资。开除懒惰散漫的工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处罚经营不力或负债累累的国营企业的事也是罕见或闻所未闻的。这个过程牵涉了几百万干部，对这个过程的任何阶段作改革，都将影响他们的生活。令人担心的最坏情况是价格失去控制，而引发可怕的通货膨胀。
1978-1984年间工业改革的精神是重新点燃工作热情，充分发挥工人的潜力，『活跃』工业结构，提高生活水平。所采用的方式是物质刺激：1978-1979年间是开始时期。四川和其它一些定点地区搞起了利润提留计划的实验。当实验取得成功后，它们被推广到了全国。国营企业与其主管部门签订一份『盈亏包干书』，同意将一定额度的利润上缴国家，但提留在这个额度以上的『基本利润』份额。
责任制虽然提升了企业的热情，但他的一个直接的效应是国家从企业收取的资金大大减少，企业和地方保留的资金则相应增加。国家遭受了财政赤字和失去对地方投资控制的双重打击。
1983年6月1日，政府推出了『以税代利』政策，大中型企业要求将其55％的利润交作税收，小企业则按照分成八个等级的税则表纳税，这样就切断了国营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直接联系。经济改革的最显著结果，也许是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的层出不穷。
1979-1984年的城市改革并没有指望建立一种自由的市场体系。它们仅仅是一些七拼八凑的方案，旨在用一些现实的经济想法和市场机制来修补效率低下的旧体制，以图让原本僵化的躯体能有点生气。1978年到1986年间，工农业生产总值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国民收入以每年8.7％的速度增长。
对外开放
1978年以后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是由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的对外开放新政策。
外贸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积累足够的外汇以增加现代化所需的资金。
为了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中国人使产品多样化，提高质量水平，让人民币贬值，并急切地学习国际商务实践。通过严格控制外汇、扩大出口和限制进口，中国稳步地积累起了一笔外汇储备。
1981年初，中国突破了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的界线。
到1983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十位。
但对外开放政策导致了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的时，外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也对中国大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转变中的中国1986-1988年：开放政策对文化的影响
开放政策的文化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共领导层预料的范围，引起了保守派理论家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入侵斥责为外来『精神污染』。
从正统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些担忧和责备是可以理解的，但客观事实是，西化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全球性现象。
西方民主制度的高效率和西方人民的自由给访问西方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中国人逐渐确信，中国需要把政治民主当作第五个现代化。大学生们尤其感到，在这个变革中充当先锋是自己的一种社会责任。
学生示威
1986年12月，在中国的十五个大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令党和政府阵脚大乱。来自一百五十所高等院校的十万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并要求进行民主选举。保守派要求进行强制镇压，但总书记胡耀邦采取了开明的姿态，认为对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不应打击，而应将其引向建设性的目标。
胡耀邦总书记处理动乱的方式激起了顽固保守派的愤怒。他们不能忍受他的开明姿态，越来越不满他的领导。一大批党政军各方的保守派组成了十个大同盟，到最高领导人邓小平那里告他的状。他们决定要严厉压制学生的骚动，严肃处理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1986年9月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保守派理论家们在邓小平的默许下，压倒主张推进改革的人士，制止了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他们通过了一项经过很大改动（八次修改）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决议突出了标题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和其它三名理论家及两名军方要员带头攻击胡耀邦。
于是学生示威导致了总书记胡耀邦的下台，他太开明了，太直率了。赵紫阳总理被任命为代总书记，同时兼任他其它的职务。改革派的事业遭受了一记重创，保守派的势力上升了。
随着保守派势力的上升，以及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对，让邓小平觉得改革开放受到了阻挠。于是他决定在接下来的中共十三大中，制止左倾，扩大改革开放政策的范围。
中共十三大
中共十三大有以下的重要意义：
- 重申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并把经济发展当作全党的中心任务。
- 通过长征一辈的老同志主动引退，大会实现了领导集体的更新，并确保了较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的技术专家填补他们的职位。
- 通过了一项关于进行市场导向改革的新的理论框架，这在以前被保守派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 确定了政治改组的范围，以便提高行政效率。
首先是人事变动，邓小平亲自导演了九十多位批评市场导向改革的党内元老引退，同时在权力极大的常务委员会中保持了左右的平衡。然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市场因素、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技巧，以及多种所有制为特征的混合经济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就给市场改革铺好了路。
然后还进行了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并不意味着一种西式的改革，将不会涉及包含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三权分立和不同政党轮流执政等形式的完备的民主制度。它仅仅意味着提高行政效率、精简臃肿的官僚机构、消除人员过剩现象。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将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日常运转分离开来。
中共十三大有力地将中国推上了加速经济发展和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道路，将经济改革变成了一种获得人民广泛支持的不可逆转的义务。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
在1987-1988年间，中国逐渐发展了一套沿海地区的经济战略，根据这套战略，将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并使之与国际市场紧密结合起来。沿海经济发展规划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 从国外进口原材料
- 向世界市场出口加工制成品以赚取外汇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表明中央现实地承认了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各个地区间不可能以同步的速度发展，中国现在应加速沿海地区的发展，以便最大限度地从出口贸易中获利。中国的沿海地区非常适合于搞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性工业，因为这里具有丰富的优秀劳动力——聪明、勤劳、素质相对较高但也很廉价。
沿海发展战略必须被看作是一项改革派们独创的高超举措，他们通过这项战略把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结在一起，与此同时，又阻止了保守派把中国经济推回到中央计划和经济孤立老路上去的任何企图。
经济发展导致的通货膨胀和道德败坏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官方宣布的幅度在1985年是12.5％，1986年是7％，1987年是8％，但非官方的估计是每年20％到30％。
通货膨胀加剧了政府中的腐败，高干子女的裙带作风、走后门和黑市交易，也导致社会上流行起一切『向钱看』的口号。
公众对涨价的不满和抗议，促使政府采取了控制信贷、紧缩银根、约束基建和资本支出等措施，让过热的经济冷却下来。
台湾的『经济奇迹』及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前景
在东亚，就工业化、对外贸易和生活质量而言，台湾确实是仅次于日本的。台湾的成功，是它争取生存、安全和国际纽带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
到1988年，台湾已经享有了超过三十五年的和平、安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五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为7.3％，六十年代为9.1％，七十年代为接近10％。1974-1984年的十年中，台湾享有世界第二高的增长率，仅次于新加坡。1992年，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国民总产值高达2110亿美元，人均产值10215美元，外贸总额1390亿美元，外汇储备820亿美元，跃居世界外汇储备榜首。令人震惊的是，只有区区两千万人的台湾居然占有了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10％。
台湾的大部分外汇储备来自于同美国的贸易顺差。
在台湾，财富并没有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是由大多数人分享，充分实现了『均富』的古代理想。
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
台湾的经济战略是优先发展农业，其次是轻工业，再次是重工业。具体如下：
- 狭小而资源贫瘠的台湾别无选择，只有依靠贸易。经济规划者认识到这一点，在六十年代强调工业化和出口。台湾产品因劳动力价格低廉和高度的质量控制而在国外市场上富有竞争力。
- 七十年代，政策重点转向了发展尖端工业和重工业，并扩展基本建设。1973年开始了十大建设（其中七项与基础建设相关），耗资七十亿美元。随着这十项建设在1979年竣工，台湾展现出『富裕发展中国家』的面貌。
- 1985年，政府开展了十四项重点工程以扩大经济基础，预计投入资金200亿美元。台湾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好。
台湾的经济成功采用了现代化的手段，现代化需要资金、优秀的人才和科学的管理。
- 资金方面：虽然政府和岛内私人投资，构成了重要的资本来源，但外国投资和海外华人投资也很大，这要归功于台湾良好的投资环境。
- 技术方面：引进来自岛外的新生产技术，也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管理方面：台湾卓越的教育体制提供了有利于投资和现代化的合格人才。充足的动力和优惠政策、训练有素的人才和廉价的劳动力，促使外国和海外华人的投资迅速增长，从五十年代的每年几百万美元增长到1978年的2.13亿美元。
台湾的经济成功导致了社会变化，在迅速工业化的影响下，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显著的是在最近二十年里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到1985年占据了总人口的50％。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父母在有关子女婚姻和职业选择等事务上的权威急剧衰落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越来越受欢迎。
台湾的领导人
蒋经国在领导台湾经济发展和应付美国与北京和解所引起的危急局势中，功不可没。
他是一位能干的行政领袖，周围聚集着经济、科学和管理各方面的专家，他热切关心经济事务和人民的生计。
他在1973年担任行政院长时发起了十大现代化建设，后来又发起了十二项更大的重点建设。
台湾人和在台湾的大陆人都一样喜欢他，因为他象征着团结、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蒋经国统治的特点是政治革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繁荣，以及整军备武。他留下了以下的遗产：
- 他自愿放弃了蒋氏家族对国民党的控制，放松了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从而为法律和民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 他采取主动迈向自由化来使台湾免受人民反抗的折磨。
- 他持之以恒地向党和政府输入新鲜血液。大多数新党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且相对年轻——他们拥有国外尤其是美国著名大学的高级学位。
1988年元旦过后，蒋经国的健康急剧恶化，于1月13日去世。几小时后，副总统李登辉严格按照宪法程序宣誓就任新总统。权力交接非常顺利、和平、迅捷；没有任何接班危机。
李登辉总统在就任总统时年届65岁。他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家，拥有康乃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博士学位。他是新一代来自基层的领导人的象征，不依靠任何家族庇荫，而是凭借努力工作、管理才能和政治常识上升到最顶层。
他发誓要继续推进前任的未竟之业，特别是在国民党领导层的本土化、更大力度向中国大陆开放和增进民主立宪三个方面。他的任期表现出高度的务实性。许多台湾出生的党员提升到领导岗位。三十一人组成的中常委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台湾人占多数（十六人）的情形。
李登辉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推进民主立宪，坚定不移地履行他实行政治多元化和政党政治的承诺。1991年12月21日，举行了自1949年以来著名的第一次大选，国民党赢得了71％的选票，在325席的国民大会中获得了254个席位，而民进党只得到24％的选票和66个席位。而在1992年12月19日的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显得比以前更强大、信誉更高了，它获得了31％的选票，相比之下国民党仅获得53％的选票。台湾似乎正在向制度化的两党政治体制前进，民进党将在其中扮演『反对党』的角色。新国民大会和新立法院的选举，标志着台湾向民主立宪迈出了一大步。
台湾对岛内的『经济奇迹』和政治民主化非常自豪，台湾决心创造一种以自由企业和三民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发展模式，使之成为大陆制度的替代品。台湾希望，北京将最终承认台湾模式是通向政治自由化的道路。
统一的前景
中国的统一是国共两党的共同愿望。台湾公开表达关心大陆人民的福祉，而内心赞赏台湾经济成就的大陆人也为数不少。北京不再谈论解放台湾，而是改称让台湾回归祖国。台湾也不再谈论光复大陆，转而宣称要完成把全中国统一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下的目标。
李登辉的『务实外交』促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放弃了自称是全中国合法政府的主张。它不再宣称『只有一个中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它现实地承认，中华民国只管辖台湾、澎湖列岛、金门、马祖、东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周围小岛。台湾的大陆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对抗和冷战言辞转向了和平竞争和培植相互信任。
台湾在1991年2月23日通过了《国统纲领》，这份纲领提出要争取一个『民主、自由和公平繁荣』的统一的中国，它建议分成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鼓励非官方的交往和交流，以及人员的接触。
- 第二阶段旨在通过开放官方交流渠道建立相互信任和合作。台湾将帮助大陆开发东南沿海地区，以便缩小生活水平的差距。双方都将参与国际组织及举行官方互访。
- 在第三阶段，将建立一个商谈国家统一的联合磋商委员会。以筹备在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正和军队国家化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大业。
北京方面，也在1988年7月6日颁布了《鼓励台湾公司在大陆投资的规定》，对台湾投资者提供贷款、关税、税收和其它的优惠条件。1987年到1992年间，约五百万台湾居民访问了大陆，每人平均在礼品、旅游和住宿等上面花费了四千美元，向大陆市场注入了大约两百亿美元。约有一万家台湾公司将它们的生产设备转移到了大陆，投资额达一百亿美元。伴随着经济上越来越强的相互依赖，学术、科学、新闻、体育和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加。
在1993年4月28-29日，人们期待已久的两岸半官方会谈（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会谈设定为非政治会谈，议题集中在一些经济问题：如保护台湾在大陆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联合打击走私，相互遣送非法避难者和罪犯，解决捕鱼纠纷，挂号信遗失赔偿和联合开发自然资源等。这次历史性的会谈提出了四份文件，并商定以后每年会晤四次。
天安门广场的武力镇压1989年6月3-4日
1989年，国家面临着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世风日下、普遍的腐败、官员渎职、少数特权阶层与普通群众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人们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日趋淡薄，民主和自由化的力量不停地与压制和专制的势力发生冲突，或是公开或是隐蔽，但紧张局势始终存在。
4月15日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给了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一个机会发泄怒火，重新发起两年前遭到阻止的民主示威。学生们希望郑重其事地悼念他，也计划利用这个机会来坚持为他昭雪正名，并进而提出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及大力整治腐败的要求。
但中共拒绝为胡耀邦正名，因为这样做等于承认所有将他解职的人都有错，包括邓小平和其它强硬派分子。于是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静坐，高呼『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打倒腐败！』的口号。到5月中旬，民主抗议的队伍人数超过了一百万，在其它二十三个城市也爆发了规模较小的示威。
总书记赵紫阳与他的前任胡耀邦一样，表现出对示威活动极度的宽容和对学生动机相当的同情。作为改革和现代化的倡导者，他希望把共产党导引向更大程度的开放，逐步向政治自由化的方向转变，然而不一定要搞资本主义的民主，他与总理李鹏和其它一些强硬派元老如陈云、彭真和国家主席杨尚昆等人发生了冲突。赵紫阳受他在中国社科院的顾问和四个『智囊团』的影响，希望把日益增长的学生力量拉拢过来，加强他对抗保守派的地位，并用来推进改革事业。
而强硬派则把学生示威看作是镇压民主运动和阻挠经济改革的良机。经济专家陈云和副总理姚依林暗中制定了一个计划：总理李鹏将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断然的不妥协立场，从而刺激学生变得更加好斗。与此同时，赵紫阳将被指责是示威群众的暗中支持者——党内的叛徒。这样学生们的日益傲慢无理以及赵紫阳对他们的同情，将逼使邓小平发怒，促使他采取激烈的反应。那时邓小平就会被操纵，从而一举击垮学生和赵紫阳。
4月24日，北京市委书记在保守派元老的指使下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战报』。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家主席杨尚昆都同意，示威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次日，邓小平宣布，示威已演变成一场必须予以镇压的『阴谋』和『动乱』。在他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标题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4月29日赵紫阳出访回国后，他在顾问的建议下，批评4月26日的社论，极力肯定学生的行动是自发的、爱国的，并且与政府的反腐败政策相一致。他试图修改4月26日的社论，但未获成功。
5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赵紫阳在讲话中暗示党内存在分歧，但他明确表示，政府将采取『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立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当天，赵紫阳告诉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以来，中共的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必须得到邓小平的同意，这即暗示是邓小平而不是赵紫阳对一切关键的决定和错误负责。这让邓小平感到恼火。
在戈尔巴乔夫三天的访问期间，上百万人占据天安门广场，令中国领导人丢尽颜面。这些临时的变动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中国领导人优柔寡断，没有能力控制局势。这就迫使邓小平愈发下定决心，等客人一走，就狠狠教训这些年轻人。
强硬派坚持认为学生动乱的根源在中共党内，正是赵紫阳及其前任胡耀邦对经济的处理不当，才导致了高通货膨胀、经济失衡和混乱。也正是这两人对学生的纵容态度和马虎应付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只持续了二十天）和19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才导致了目前的麻烦。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赵紫阳支持和煽动示威者，他公开同情示威学生和向他们泄漏重要情报。事态的发展进一步使强硬派相信，赵紫阳及其智囊阴谋利用不受控制的学生力量来分裂党。
5月17日前后，中共最高层召开了一次『战备会议』，只有七、八个对党和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资格最老的党内元老出席会议，他们的用意是决定对示威和赵紫阳采取什么措施。与会者经表决，一致同意反对退却，立即解除赵紫阳党的总书记职务。显然，这些元老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只有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维持他们的特殊地位。
5月19日邓小平前往武汉，召集了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目的是为他的镇压政策争取支持。在武汉，邓小平得到了海军、空军和实际上所有军区司令的支持。在得到这样的稳固保证之后，他于5月19晚下令李鹏总理宣布在北京实施戒严令。
从5月19日宣布戒严令到6月4日的血腥镇压之间，有整整两个星期，邓小平和杨尚昆有足够的时间精心策划军事行动。邓小平和杨尚昆从全国各地十个军中调集了三十万部队，以及一个装甲师、一个空降师和其它一些特种部队。他们调防到北京郊外，不是对付学生，而是防止赵紫阳和他的军方支持者搞任何宫廷政变。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也能震慑住学生，并迫使政治局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转而支持镇压政策。
6月3日星期天下午四点，一个匿名电话打到学生领袖的指挥部，警告说军队就要发动进攻。高自联请求所有人离开以避免流血，但四、五万名学生和十万名其它市民誓死决不离开，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愿意为民主和自由的事业而死。晚上十点，总理李鹏下令部队全速赶赴广场，扫射一切顽固不化的示威者，在黎明前清场。坦克、装甲车和携带自动武器的士兵按照预先计划，从三个方向沿街道进攻。一路人马从离广场四英里远的中国军事革命博物馆发起攻击，沿长安街西段向广场行进，开枪射击面前见到的所有人。另一路从长安街东段发起进攻，第三路从北向南行进。三路人马全向广场汇拢。在部队和坦克抵达广场之前就发生了许多枪杀。6月4日凌晨，三十五辆重型坦克向主帐篷营地冲击，碾死了还在里面的学生。凌晨四点，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高音喇叭再一次勒令剩下的示威者离开。随后四名绝食的示威者，其中有台湾流行歌手侯德健，从几位部队军官那里获得了让剩下的学生安全通过的保证，但在学生尚未得到通知以前，士兵们便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发动了攻击。十一名学生——两个来自北大，九个来自清华——手挽着手做出保护民主女神像的象征性姿态，他们与塑像一起被推倒了。到清晨六点，能够逃走的人逃离了，而一些死者和重伤者则零落地散布在这片淌满鲜血的杀人场各处。士兵们赶忙用推土机将尸体推成数堆就地焚烧，或是把它们装进塑料袋送往郊外八宝山火化，那里不准泄漏任何登记的情况。
屠杀在七个小时内完成了，精确地统计伤亡人数是不可能的。西方资料估计有三千人死亡，一万或更多的人受伤，但《纽约时报》后来改正称死亡人数在四百到八百人之间。
1989年5-6月间对中国领导人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捏造出来的，但最终却给政府一个借口，将和平的示威者当作『反党反革命分子』杀害。1989年的示威是由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学生自下而上发起的一场自发的爱国运动。政府用坦克和枪炮摧毁了和平的抗议者。
研究专制制度的学者都明白，在权力斗争及清洗政敌时，谎言是司空见惯的。暴行越大，就越需要歪曲真相来改写历史，像天安门大屠杀这样丑恶的灾难，需要最大胆、最不可思议的谎言来掩盖。党的宣传机器随后开始编出故事，声称从未发生大屠杀，外国记者的报道都是基于错误的资讯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误解。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的不是学生示威，而是由一小撮暴徒、地痞、恶棍和一些『善良而天真的』学生煽动的『反革命暴乱』，这些煽动者得到了美国、英国、香港和台湾反动势力的金钱支持。一些误入歧途的党内领导人暗中向他们提供支持和鼓励，企图利用他们来发动一场颠覆政府的政变。这些阶级敌人的阴谋完全应该被粉碎，即使他们逃脱了最初的镇压，他们也必须在随后的清查中像『过街老鼠』一样被缉拿归案。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必须绳之以法，决不姑息；只有彻底地追捕逃犯才能防止抗议再起。
大逮捕几乎在血腥镇压之后立即就开始了，中央发布了一份追捕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鼓励群众检举他们，到7月17日，已逮捕了大约4600人，囚犯中有29个人经简单审讯便被处决。但大多数城市居民不相信这个『弥天大谎』，他们协助学生们逃亡国外。
镇压及随后的大规模逮捕所引起的反响非常巨大，镇压招致了全世界几乎普遍的谴责，还有种种经济和军事制裁。中国还明显地被排斥在重要的外交会议之外。与香港和台湾的关系更是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一百万香港居民示威游行，抗议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并表示不信任北京允许香港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1997年以后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至于跟台湾的统一，前景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遥远了。最可悲的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他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忘记镇压的痛苦经历、也不会宽恕任何人。
中国的发展模式：独裁政治下的准资本主义
1989年6月天安门镇压之后仅仅六个月，民众抗议共产统治的浪潮席卷东欧，出乎意料地造成共产政权的崩溃。1991年底，苏联也解体了。天安门镇压不仅令中国备受全世界的谴责、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到严厉的国际制裁，而且在外交上也受到排斥。
中国决定加紧意识形态控制和军备，以抵制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同时用亲切平和的面孔示人。北京这种双重姿态，就是所谓的『内紧外松』（对内加紧控制，对外表现宽松）。中国领导人作出一些坚强的决定：
- 永远不主动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就像苏联领导人愚蠢地干下的那样。
- 经济必须持续发展，而人民生活必须改善。
- 官方媒体要经常不断地突出苏联人生活的艰难。而且还要告诉人民，如果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就会引起大乱。
1992年1月，邓小平在万众注目之下，到过去十年经济获得最大增长的南方视察，并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 发展经济是政府的中心任务，改革和开放是发展经济的两个基本点。
- 稳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
-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以由国家经济的改善体现出来。
- 鼓励股市投资；欢迎引入更多的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欢迎更多合资企业。
- 1997年香港回归后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一百年不变。
- 广东省应力争在二十年内成为『亚洲第五小龙』——继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之后——而中国，则应成为超级巨龙。
经济成长统计数字支持了邓小平。在八十年代的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8.9％，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三倍。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000亿元人民币。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已达1888万家，产值950亿元人民币，占整个农业产值的58.5％。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随后中共召开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同意将经济改革作为党的工作中心，选举出新一届领导人，并允许适度放松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总书记江泽民作了政治报告，号召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一新的结构意味着摆脱中央计划模式，不再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予以排斥，逐步放开价格控制，承认私有财产和私人企业，承认股票市场、外资与合资企业，并重建经济的公共部分。这次会议之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和影响深远的变化：
-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变得毫无价值，很少有人认真看待了。
- 利润至上的企业精神充斥社会，金钱成了人民追求的目标。
- 社会和文化控制明显放松，信息革命使政府对思想传播的控制几乎成为不可能。
- 而数以千万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直接挑战党对人口流动和户籍管理的控制。
党的新使命：钱与权
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和中国的经济繁荣让许多中国人相信，靠革命起家的时代已经过去，有钱才有权、才有地位、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一新的生活态度已弥漫于整个社会，从党的最高层领导到街头的普通男女，党的各级领导的儿子孙子，已无意于政治接班而转向经商。
不再致力世界革命、不再为第三世界兄弟作奉献、不再埋头于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考虑如何永保独裁统治，让自己党员的骨干及其家族富起来。
这种对财富的狂热导致了民族能量的大爆发，酿成了前所未有的追逐暴利浪潮。政府通过企业私有化、住房所有权、股票市场把中国变成了企业家的乐园。也吸引了大把的外国投资。从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的经济革命所具有的意义或许已远大于毛泽东的政治革命。
为了获取贸易顺差，中国还通过努力争取到了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这种转变标志着天安门事件主导外交时代的结束，一个提升国际商业交往、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时代开始了。
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地位
邓小平是1979年以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1997年2月20日去世，享年92岁。邓小平能够在历史上占一席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979年勇敢彻底地改变了毛泽东的路线。他宣告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并将国带进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经济挂帅』取代了毛的『政治挂帅』。他推出两个新口号——『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以后，邓小平单枪匹马地推行起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胆政策。
但邓小平只是借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共产党的统治，而从没有想过让中国走西方议会式的民主道路。他认为在经济进步和政治保守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他挥之不去的遗憾，是他在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中作出下令镇压学生的痛苦决定。无疑，在历史排序上，邓的分量要低于毛，但他的经济革命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影响要大于毛的政治革命。
中国的崛起
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巨大势力，赢得了国际公认为亚太地区超级大国地位，以及有可能在2020年时成为雄踞世界的超级大国之一。中国取得这一新的地位，有三件事情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归还香港、中美恢复正常关系、和平统一台湾的前景。
按照1984年12月19日签定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同意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将香港、九龙和新界归还给中国。这一时刻标志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终结，也标志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香港将由港人自己治理。这些方针将体现在《香港基本法》中。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66年的686美元飓升到1997年的27500美元，超过了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英国认为香港成功的秘诀在于法治、公务员制度、经济自由和自主的生活方式。
尽管有许多可怕的预言，但在回归后的日子里，香港并没有出现人才大量外流、社会动荡、或对媒体的粗暴干涉，以及警察对异见人士的镇压等事情。回归一年后，香港政府竭尽全力以维持住原状，而中国政府也一直信守不干预香港事务的承诺。但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在国安法的出台下，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
中美发展也迎来了蜜月期，但从华府的角度看，四大问题严重制约了美中关系的发展，分别是人权、贸易逆差、防止核扩散及台湾问题。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组织变成了执政的政党。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民众对此有何看法？
- 他们对缺乏政治自由感到遗憾，但还是接受了这是为换取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代价。
- 由于政府不再负责毕业分配，大学毕业生面对着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他们变得更实际，忙于谋划自己的事业，梦想着赚钱或出国深造。他们没有时间为政治原因去参加游行和示威。
- 他们不主张在中国以暴力推翻共产主义体制，但主张内部和平变革，使它能更清醒、更敏锐地应付时代的挑战。
- 他们对香港回归、中国成为区域强国，以及到2020年将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世界强国而感到骄傲。
- 他们赞成与台湾和平统一，但不要设时间表。
中国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富裕，尤其是在大城市、沿海地区和南方。领导层将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日趋文明的社会里那些新生中产阶级的压力。
